十八中學的事情越鬧越大，我跟徐兄通了個電話。我倆再次約定：不見面，不通話。 我與徐兄的生死之交，始于分到無錫之后。因我家住無錫城內，南來北往的同學，凡在無錫轉車的，都在我家落腳。我母親熱情好客，管吃管住。徐兄家在江陰，常到我家作客，時間長了，也成了家人，如同親兄弟一般。 我倆睡在地板上，徹夜長談，有時通宵達旦。那時二十多歲，血氣方剛，憂國憂民，赤膽忠心，大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壯志豪情。談得興起，嗓門提高，又怕樓下有人偷聽，我常常爬起來，開窗朝樓下張望。 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希望盡快結束“文革”混亂局面，能給人民一個自由安定的生活環境。 這最起碼的生活愿望漸漸破滅了。十八中的幾位同學在打牌聊天時，有人罵了江青一句臟話。這話傳到工宣隊耳朵里，經層層上報，便形成了“反革命集團”大案，首要分子是徐興華。 不久傳來消息，徐興華及他身邊的幾個同學已被監視，連上廁所都有人盯著。緊接著，在先被隔離的人徹底交代之后，不久他也被隔離審查交代自己的問題。 在這危急時刻，興華兄在隔離時做了件極危險、又必要的事。他趁進廁所之機，碰到另一位即將被審查的同學，偷偷扔給他一張紙條，叮囑他任何交代都不要提及顏煦之的名字。 十八中的同學相對集中，志同道合的多，議論多，危險性也大。當初我已預料到這一點。我雖好發議論，但只跟興華兄兩人交談。有第三人在場的時候，我保持沉默，特別是有幾位同學，如果他們在場，我一言不發，要么就匆匆告別，一走了之。 為了求得暫時的安全，我向校領導提出，要求帶本班同學，到充山林果場開展學農勞動。其實，這只是鴕鳥之計。要想逃，那是逃不脫的。 一天上午，一位被大家戲稱為“混客”的老師，騎車到林果場，通知我回城參加大會，這兒交由他管理。我情知不妙，騎車回城。 回到家，我已得知下午將在無錫師范大操場召開教育系統萬人大會，有重大事件宣布。 為了不影響家人吃飯，我強忍著大口地扒了兩碗飯，然后把弟弟和兩個年幼的妹妹拉到小屋，向他們作了最后的交待：“哥哥可能要去很遠的地方，幾年不能回來。照顧好父母，擔當起家里的重擔。別忘了給南京的嫂嫂寫信，就說家里一切平安……”那場景，真的很悲壯。 下午到了會場，我的前后左右，被四名工宣隊員圍住。我走到哪兒，這四個人就形成包圍圈跟隨著我。他們很尷尬，也很客氣。這是預先計劃好的，怨不得他們。 大會開始了，在一陣陣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宣讀了“反革命集團”骨干分子名單。徐興華首當其沖。接著，宣布將六名反革命分子押上臺公開逮捕。 我盯著那預先搭建好的高大的平臺，只見人影晃動，幾個雄赳赳的公安干警走了上去，將他們一個個戴上手銬，押下場去。就在這一剎那，我看到了昂著頭的興華。那天，他穿戴整齊，特別是那條褲子的中縫，熨得筆挺。當他轉身時，那令我震撼、令我終生難忘的鏡頭定格在我腦海里。那是個華麗的轉身，轉身時，將腿斜斜地甩出去，腳尖翹起，是那樣的瀟灑自如，是那樣英勇威武，是那樣干凈利落，仿佛舞臺上的演員在表演一般。我不知道留給別人的印象是什么，我也懷疑自己，是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效應在作怪？因為興華是我的生死之交，所以才有這華麗轉身的幻覺呢？ 我沒有向任何人求證這場面的真實性。真的沒有必要，因為我和他是生死之交，這種感受別人體會不到。 可共生死的交情和友誼，才稱得上“生死之交”。我們之間的事情，只有我們倆知道?，F在他承受了“死”的災難，給我留下了“生”的希望?！吧迸c“死”交匯在一條橫線上。不是么？你看看“生”字，最下面是一長橫?！八馈弊帜?？頭一筆就是一長橫，若是按老式的豎寫格式，兩個字連在一起，可以共用這一條線，真可謂“生死一線間”啊。 在這生死一線間，徐兄為我死死地守著，我就把這理解為“生死之交”。在同窗之中，有誰能比我更深刻地領悟到這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