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教育崗位已經整整五十年，如今遇到小重孫即將上小學一年級的擇校問題——上民辦校，還是上公辦校，引發家人對現行教育問題的種種熱議，由此引起我關于辦教育問題的隨思。個人觀點，說到哪算哪，權當閑聊。 國家出錢辦教育，為的啥？這個辦教育的目的問題，看似不成問題的問題，但細究一下，卻是個根本問題。它體現了辦教育的根本指導思想。 在意識形態領域，我們歷來奉行一邊倒學“老大哥”。按照列寧主義的理論，學校歸類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必須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所以從1949年起，新中國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其核心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通過批判英美教育思想體系，把傳統教育思想也批倒批臭。 “傳道、受業、解惑”的傳統教育思想，簡而言之，就是傳承優秀道德文化，提高國民素質，培養社會需要的各類有用人才，推動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傳道與受業，兩者是統一的，不可偏廢。 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必然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辦學模式。 一種是“工具”模式。既然是專政工具，就有個為誰掌握，為誰所用的問題。所以教育管理，一句話，即嚴控，什么都規定得死死的。加強黨的領導，書記負責制。用人權不在學校，選人用人，從校長到教師，政治標誰第一，業務標準第二，要求學校師生“政治掛帥”，一切以聽話為準則。教材教法全由上級規定，嚴格管控。發展到極端，便是在教室里裝監控探頭，據說還有舉報員。 另一種是民主辦學模式。學校雖由政府出錢辦的，但至于怎么辦，由政府授權給校長，帶領全體師生去承擔；書記有責任監督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在學校得到貫徹執行。 這使我驟然想起北京好友李村（自由撰稿人）送我的書《前人后事》（知識出版社出版），書中有篇文章《大學里的民主》，講述“五四”運動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在大學內部建立一套民主制度。校長的任用，必須得到教師的同意。校長與教師互稱先生，沒有任何尊卑之分。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后，校長辦公室可以隨意光顧。這種情況直到胡適任北大校長后，一直始終堅持，沒有任何改變。校長辦公室形同教師的活動中心，前面的到了上課時間走了，后面的下了課接踵而至?？梢噪S意聊天，發表自由思想，胡適也參與進來閑談。有意見可以隨時向校長提。一次向達問胡適：“胡先生，你把圖書館的經費都用來買了幾部善本《水經注》了，我們教書的倒沒有錢買新資料，學生也沒有新教材可讀，這個辦法對嗎？”胡適笑著說：“我是用圖書館的經費買了幾部善本《水經注》，可是沒有把所有的錢都用在買《水經注》上，讓學生讀不著新教材?！?作者對此評論說：這樣的場面，連最民主的美國大學也根本看不見的。 在這種校長、教師、學生彼此不分的關系下，教師認為，學校屬于全民所有制，應當由校長、教師與學生共同管理。 對學校的兩種管理模式，究竟那種好？ 對此，于光遠同志有個回答，他說：如果問卷調查問我：你喜歡現在的清華還是喜歡過去的清華？我會直截了當直言不諱地說：我喜歡過去的清華！ 聽聞清華大學有中組部委派的28個校級領導，我開玩笑說：這28個人即使個個都是布爾什維克，離開廣大師生的努力，也絕對不可能辦好清華大學。 也有人評論，按照現在的用人標準，蔡元培、胡適也不一定夠格當校長。 我認為，辦國家需要和人民滿意的教育，說到底要靠校長、教師、學生共同努力，教育管理要著眼于調動這三方面人的積極性，首要的是尊重和鼓勵他們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辦學管理，防止搞成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萬馬齊喑的局面，歷來認為不利于出人才。只有民主，才能完成教育使命，達到興辦教育的初衷。 我不是說現在的教育乏善可陳。不管怎么說，教育總是在培養人才。不過，教育方面值得改革、改進之處還真的不少，就看想不想改，以及怎么去改。國家設立了那么多教育研究機構，有那么多教育研究專家，他們都很努力，希望能貢獻一些有突破性的見解。 還有教育的腐敗問題。腐敗就像病毒，無空不入，對教育領域的侵害也是極其嚴重的。知情的朋友說：哪個書記、校長手里沒有打招呼的大把條子？高考錄取的冒名頂替，學術論文的代筆做假，擇校的“條子生”……都是有權有勢的人干的。防止腐敗，實行公平競爭，靈丹妙藥就是發揚民主，讓校長教師學生有發言權。因為學校的事情瞞不過他們。教育公平，有教無類，歷來是他們所追求的。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決勝建設小康社會，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我接觸的中小學校長，都說現在的公辦學校并不差錢，甚至可說有的是錢，要說差距，就在人民滿意上。社會上對教育部，對學校，議論不少，說明改進的空間仍很大，需要攻堅克難，繼續努力。 教育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對教育的治理，應是社會治理的一個方面。以問題為導向，在改革上動腦筋。頂層設計，與調動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相結合，相信和尊重他們的創造精神，在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的目標下，通力合作，努力走出一條新路來。相信這個目標一定會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