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位多年老交，近給我郵來他著的兩本厚厚的新書——《命運交響曲》，自傳體小說，講述人生真實的故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訪談錄選編》，是80年代先后用晨曦筆名領銜翻譯出版的“內部發行”書，講述蘇聯時期發生的觸目驚心的事情。收到書，我隨手給他發去短信：“書收到，如獲至寶。謝了。我一定認真讀?！? 很快接到發來回信： “不過是前半生經歷過的故事，但絕不是自傳。有沒有可讀性，讀者說了算。陸陸續續時斷時續寫了十來年，就為圓自己的少年夢而已。原以為螺絲釘出身的四○后經歷的事，眾所周知，寫出來即使無益也不會有害，不會碰到出版問題。孰料脫稿后給了幾家出版社，都說違背當今精神，不敢出版。作家出版社的編輯告訴我，恐怕國內沒有誰敢出版，原因是小說涉及敏感詞太多：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珍寶島事件，‘文革’，哪個都不能碰?？扇サ暨@些，我們還有別的生活嗎？曾經想過找吾兄幫忙，但轉念一想，還是不給您找麻煩吧，所以最后下決心自費出幾百本贈送同學朋友消磨時間也罷。但無論如何對這樣的管控無法理解。本想寫兩部，后半生經歷的事可能更敏感，加上垂垂老矣，雄心也沒有了。 那本訪談錄本來是社科院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確定的研究課題，出版經費都下撥了，涉及幾十本書，結果也被叫停。這種情況百年未遇?！?讀著這封短短的來信，心里五味雜陳，感到很不是滋味。然后又一想，這是誰都會有的自然的想法，盡可理解。 幾天來，我讀著這本自傳體的小說，感到那些故事都是熟悉不過的，像講述解放后自己的一段心路歷程…… 比如，50年代一邊倒學蘇聯時期，社會主義老大哥樣樣好，資本主義根本不可比，什么都佩服得五體投地。當時我工作在市教育局，先后20余年，批判英美教育思想體系，力推全盤蘇式化。且不準說半個“不”字。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開門辦學，師生下鄉參加生產勞動，參加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這些都經歷過。到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的時候，黨組織自上而下號召大放大鳴，向黨組織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一些人，特別是一些老教師，響應上級號召，按自己的看法，提了一些自以為中肯的意見。結果，由整風轉入反右斗爭，這些同學和老師因提意見而受到嚴勵批判，不少人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被內定為中右分子。作為一名黨員，對這一切做法，上面怎么講，我就跟著怎么說，深信不疑。即使搞錯了也認為事出有因，所以黨是一貫正確的；后來糾錯平反，也對。正如街坊里弄議論的：“一張嘴，兩層皮，翻來覆去總是理”。小說主人翁的不少想法，實際上是一代人的想法。小說講述的故事，好比《紅樓夢》講的故事，深刻揭示社會內在矛盾，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不是人為的力量可以擋得住的。太史公撰就《史記》，一本藏進石室里，以防遭遇不測，才流傳至今。作者咬緊牙關，自掏腰包把書出出來，不失為遠見卓識之舉。世上的書籍，中國的，外國的，過去的，現代的，浩瀚如海，一本書流傳下來，發出一星丁點兒光亮，就可以了，算是圓了少年夢。 《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訪談錄選編》，是一本翻譯書——俄羅斯××文獻。作者曾經是紅色教授。書的主要依據，是解密和未解密的蘇聯檔案。你可以質疑他的觀點，但不可質疑歷史檔案。那些事，讀來真叫人驚心動魄。難怪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秘密報告，揭了蓋子，從此折騰幾年，就把煊赫一時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強國搞解體了。在它面臨生死存亡的骨節眼上，竟看不到昔日那些受過共產主義教育的好男兒站出來保衛它，而進行拼死爭斗。粗一想，有點不可理喻；再一想，感到很自然。叫做自作孽，不可違。 譯者在“譯本序”中說：本人曾兩次常駐蘇聯十年有余，研究了一輩子蘇聯問題，還翻譯過幾本披露蘇共內幕的專著，怎么說也算得上對蘇共和蘇聯歷史不陌生的人吧。 上世紀60年代末，在“打倒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吶喊聲中，當時我黨與“蘇修”在意識形態上的原則的分歧之一，就是如何評價斯大林。我黨堅持認為看斯大林的功過應三七開，功大于過，不愧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譯者當時在蘇聯，他說，這一評價很快讓我屢感尷尬。記得在一次與南斯拉夫《政治報》記者的友好交鋒中，對方實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憤怒，激動地質問我：“你們根據什么認為，一個踏著自己戰友的尸體爬到權力頂峰，雙手沾滿了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譯者說：我雖然耐心地按照“對外表態口徑”毫不妥協地力陳我們黨的主張，但內心卻虛得很。是啊，一個親手把大批戰友一一送上斷頭臺，親手簽署了涉及數十萬人死亡名單的人，難道無罪并且偉大嗎？ 譯者說：記得9?13事件后，在莫斯科一處落雪的廣場邂逅一位年逾古稀，鶴發童顏，身材魁偉的老布爾什維克，一位曾隨蘇聯紅軍到過中國對中國懷有美好記憶的老人，他詢問我：林彪叛逃是真的嗎？劉少奇為什么也是叛徒？彭德懷等大批功勛卓著的老革命家為什么都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我做了口是心非但堅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解釋。老人聽后將信將疑地對我說：作為局外人我很難理解中國發生的事情。但有一點請你記住，一個不斷制造敵人，把自己人變成階級異己分子的制度，一定是這個制度本身出了問題。 這不由使我聯想到，當年蘇區的肅反，搞AB團，延安整風時期抓特務、反革命，“文革”中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抓“五一六”，制造了多少冤假錯案，是不是制度本身出了問題？。 據《訪談錄》引述的蘇共秘密檔案記錄，斯大林本人曾親手簽發366份槍斃名單，直接剝奪了44,000人的生存權利，這還不包括其政策迫害致死的數百萬犧牲者。我國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打擊對象還劃定3%—5％；而在蘇聯，“領袖們爭先恐后地批準殺人?！边@一切，能說是偶然發生的嗎？ 這位新華社高級記者，教授，翻譯家，作家，我稱兄道弟的朋友，用十年功夫，撰就這兩本書，實際上其同一出發點是為了說明，十月革命開辟的那條道路，在蘇聯，在東歐，發生的問題已成定局，已有定論；在中國，雖有“不改革死路一條”的說法，雖有“中國特色”的設想，但改革在路上，一切均仍在探索之中。讀著這兩本書，產生這種想法很自然，就是盼望我們黨領導下的一系列改革，最終早日走出一條令世人自信的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