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防疫，春節過后就“宅”在家中，至今已經四個多月。這期間，倒也并不覺得無聊和空虛，甚至反而感到比往常充實豐滿，因為可以一門心思讀點書，把滿書櫥的老書新書統統翻出來重新讀一遍，邊讀邊想，有所心得就隨手記下，所以精神上感到從未有過的滿足和充實。 當我讀到毛主席當年關于“百家爭鳴”的講話和對一些事情的做法時，心里頓生許多感慨。 事情是這樣的： 1953年，郭沫若和范文瀾兩位歷史學家，對中國奴隸社會何時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歷史分期問題的不同看法，引發了熱烈爭論。當時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陳伯達向歷史研究委員會作了傳達，并作為第二年創辦的《歷史研究》雜志的辦刊方針。這就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在學術界要“百家爭鳴”。 1956年初，當時在中國講學的一位蘇聯學者參觀廣東中山縣孫中山故居時，向中方陪同人員談他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孫中山的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看法。這件事情被反映到毛澤東那里。中山大學黨委負責同志認為，蘇聯學者講了一些有損我黨負責同志威信的話，有必要向蘇方反映。 毛澤東批示：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有人對此類學術問題和對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后來，針對一切照搬蘇聯的現象，以及在遺傳學問題上不同學派的爭論，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百家爭鳴”是“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他指示《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文章，廣為宣傳，大力支持。由此，“百家爭鳴”方針，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的科技事業和思想文化事業的發展。像從事“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們，在談及成功體會時，很多人說是得益于“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知道，當年為討論三峽工程建設，聽取不同意見，毛澤東派飛機把持不同意見的代表人物林一山和李銳接到會上，請他們各抒己見。當時，李銳堅持不同意建三峽工程的意見屬于少數派，但毛澤東肯定了李銳的意見，推遲了工程上馬。在學術問題上，毛澤東堅持不當裁判員。他的種種表現，起到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表率作用。 讀了之后，我聯系多方面的事實，產生頗多感慨，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因為我覺得很可惜，老人家到了晚年，特別看重他親自領導和發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在那場浩劫中，“百家爭鳴”成了一家獨鳴，只準用一種聲音發聲，一副腔調說話。什么“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一時風靡中華大地。誰持有不同意見，必將被“砸爛狗頭”。從此，形成一種習慣勢力：凡持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見的，統統被斥之為“妄議”，受到政治追究，政治迫害?！鞍偌覡庿Q”被丟得無影無蹤。直到打倒“四人幫”后，批判和清算了“四人幫”在思想輿論上的橫行霸道，通過真理標準的討論，人們解放思想，方使情況有了好轉。但從現在的輿論場上的情況看，給我的感覺，“百家爭鳴”還遠沒有達到毛澤東當年倡導的那個程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界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鼓勵解放思想，多出精品力作，似乎遠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廣泛的響應，和者寥寥。在學術問題上，由官員當裁判員，歷來沒有好結果。所以當年批判“閻王殿”作風，并非全為無病呻吟，一無是處。 最后，一句話，為了文化繁榮，科技發展，“百家爭鳴”方針，有必要在思想文化界，在社會生活中，花大力氣重新恢復倡導，堅決貫徹執行。 我想到，由于某些人的慣于集權、驕縱，加上任性，聽不進同意見，任意扣上“歷史虛無主義”帽子，就可把一本眾多讀者喜愛、我訂閱了十幾年的雜志改版了。對此，我一直想不通。 貫徹“百家爭鳴”方針，事關全局。如果缺乏法規性措施加以保證，僅憑領導者個人的好惡取舍，那么，做到是很難的，而廢棄卻很容易，有的是理由，因為裁判權握在他們手里。 一項好的制度被破壞、廢棄的后果，一時間似乎不覺得，但久而久之就顯顏色了。如：不實行“百家爭鳴”，把“必由之路”堵死，長期思想禁錮，新思想就出不來，在國內和國際上有影響的好作品就出不來，重大科技成果就出不來，“諾獎”得主就出不來…… 所以，要警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和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