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景不常，過了年（算來就是1959年羅），突然供應緊張起來，不但沒肉吃了，連白面也成了稀罕物。我們每天三頓飯變為一成不變的青稞面漿糊，里面還有一大半是胡蘿卜?，F在養生學家看來，這一盆糨糊可美譽為“粗糧營養減肥粥”，可是我卻就此把胡蘿卜吃怕了，以后三十年里都不能吃它。 然后，我們就要下鄉去了。學校在西寧郊區弄了一塊地，各年級學生輪流去種菜。我心里納悶：這山青水秀的地方，怎么會鬧饑荒呢？這么好的地應該種什么長什么呀！就我們這幫從未種過地的上海學生瞎搞一通，不是也長出夠全校師生“瓜菜代”的菜來了嗎？聽說農民還有餓死的，我覺得不可思議：房前屋后種點南瓜什么的就餓不死嘛！過了幾天，我真的看見小橋下躺著餓死的人了！怪不得我們每次吃飯，老師們都緊張萬分四處張望，生怕房東一家看到。原來農民真的沒飯吃??！ 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共產風”、“浮夸風”造的孽：干部為了得到提升拼命虛報產量，上級就叫上繳國庫。老百姓辛苦一年收成全上繳了，自己餓得不行，想種點自留地養幾只雞或豬吧，又要“割資本主義尾巴”，東西沒收、人挨批斗！還有點力氣的出去逃荒，到處被人驅趕；老弱病殘在家等死……青海是個“重災區”，死人特別多還不讓說，更不能糾正。中央派來調查的干部都受到圍攻，最后是搭胡耀邦的“便”機才逃回北京！ 因為吃不飽，我整天想著去哪里弄點能吃的東西，甚至吃過白水煮驢肝肺，學習成績直線下降。到了暑假，聽說學校準備把我“下放”到柴達木盆地去勞動。我立刻聯想到“勞改隊”，嚇得六神無主。幸虧有個姓王的高年級同學（學生會主席）幫助我逃到西寧汽車站，還幫我買了張去蘭州的車票（那時火車還沒通到西寧，只能坐長途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