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朋友在無錫說起，八十年代是中國民間文化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他特意介紹了《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一書，可以管窺一斑，盡顯那個年代思想文化空前之活躍，為人們深情留戀。他建議我們買本書來讀。聽此消息，我說：一定去買一本。一旁的鈕偉國老師，當即拿出手機從網上查詢，然后告訴我：書買下去了，明天書到就給你送過去。 頓時，我好生感慨，感佩鈕老師誨人不倦旳師道精神；感嘆網上買書購物的便捷，現代化生活方式使人無所不能。 書一到手，便不分日夜、馬不停蹄地展讀起來。 八十年代文化熱中誕生的中國文化書院，是民間團體機構，著名學者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金克木、湯一介等先生出面參與其事，湯一介先生任院長。胡耀邦總書記曾作過批示。 書中展示八十年代文化交流的空前盛況，那時，各式各樣的研討會頻繁舉行。聯想到我也參加過不少研討會，如1982年春在太湖飯店召開的“全國‘科學學’學術研討會”等，很長知識。國家體改委多次舉行的研討會，通過朋友關系，我主動靠上去做后勤服務工作，獲取信息，廣交朋友。那時，不分政府學術機構，還是民間文化團體，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學者，各種講學聚會，來往交流，頻率很高，僅中國文化書院1987年下半年的不完全統計，就接待了新加坡、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香港、臺灣的32位來訪學者。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沖破思想文化禁區，開放思想學術交流，人們能呼吸到文化學術領域自由空氣，是很了不得的。 書中講述了不少生動事例。書院舉辦的第一項大活動——“中國文化系列講習班”，就很能說明問題。 課堂講臺，自古是師者的道場，經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狂躁的思想泡沫破滅后，中國人回歸常識理性，歷史把講臺還給了它的主人。 講習班于1985年3月4日開班，24日結束，共20講，都是著名學者主講。學費200元，這是當時一個中國居民近4個月的生活費。然報名者相當踴躍。 第一講由梁漱溟先生主講，題目為《中國文化要義》，這可說是個特寫鏡頭。 92歲高齡的梁先生，因為1953年發生了那起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頂撞事件后，幾乎斷絕了與社會的聯系。在政治上，簡直被塑造成跳梁小丑。這次演講，是梁先生沉默30年后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講話，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2個小時的講課,92歲老人口齒清晰，思路清楚，講話生動幽默。 在講到近代中國何以落后于西方列強時，他說：原因不是中國人進步慢，或中國人不聰明。慢倒不要緊，慢慢騰騰地進步，總有個到的時候呀。問題就在這里，如果走得慢也能趕上的，可是中國人走岔路了，走到另一地去了。 梁先生以啟發式口吻提出問題說：中國人走到哪邊去了呢？中國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他略微停頓一下說：中國人把文化的重點用在了人倫關系上。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等等，這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而西方卻與中國不同，近代的西洋人，我常以八字概稱之，即：“個人本位，自我中心”。西方人要求自由、平等，都是從此而來，這恰好與中國不同。中國的道理是彼此互以對方為重，傳統叫“禮讓為國”，以對方為重，不是強調自己。這一精神與“個人本位，自我中心”，剛好是兩回事，剛好相反。 對此，梁先生加以評論說：那么，未來社會，人類究竟要走哪一條道路呢？他說：我以為，就人類的前途來看，“禮讓”二字，必將取代西洋人的“自我中心”，將來一定要講“禮讓”。所以如我所信，如我所見，世界的前途將是中國文化復興。也就是物支配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必將轉而為人支配物的社會。人為主，人支配物的社會是必然要到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我所奉行的。 梁先生兩小時的演講，其精神早已與臺下聽眾融為一體，情緒熱烈。這次講習班，《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文匯報》《讀書周報》以及《中國日報》《美中交流通訊》、新加坡《新明日報》等幾十家報紙都作了報道。 我之所以大段引述“中國傳統文化講習班”以及梁漱溟先生的這次演講，是想借以回答“八十年代，好在哪里”這個問題。講習班的得以舉辦，梁先生沉默30年后，以92歲高齡得以重返講臺，還不足以說明八十年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氣象嗎？若沒有那時領導人的開明和襟懷寬廣，相信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沒有隨之而出現的社會寬松環境，思想文化領域仍是管頭管腳、動輒得咎，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不能調動和釋放，這些事可能出現嗎？人們現在念念不忘的，不也正在于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