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在我國前40年的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好比一對孿生同胞，共生共長，密不可分。改革開放，以解放思想為前提，倘若缺失這個前提，也就無以為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為改革開放開路，其成效以改革開放為坐標，經受實踐最終的檢驗。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始。1976年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達十年之久的文革動亂，全國人民浸沉在政治上歡天喜地之中。時任中共安微省委書記的萬里同志，下鄉調查研究。他請教農村干部和群眾，問他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得到的回答是，“首要的是吃飽肚皮，肚里多幾粒米，少點山芋干”。彼時的安徽農村，又像當年花鼓詞里唱道的：“身背著花鼓闖四方”——大批農民外出逃荒。萬里同志進一步請教干部群眾：你們看，面前的問題怎么解決好？他讓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請大家來共同想辦法。干部群眾說：集體化這樣繼續化下去，只能死路一條。能否向生產隊暫時借幾畝田，讓農民自己去種，先解決吃飽肚皮的問題？萬里同志本是有文化有思想的領導干部，他不會不考慮，翻身解放了的廣大農民，聽黨的話，走合作化道路，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化，把土改中剛剛分得的土地，全部交給集體，歸集體所有。在這條合作化道路上走了三十來年，走到如今的生活境遇，農民提出保命活命的急迫要求，能置之不理嗎？僅這點有限要求，而對當時的農民來說，卻性命攸關。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初心的共產黨人,能無動于衷嗎？于是就出現小崗村黨支部帶領28戶農民立下生死文書，中共安徽省委出臺支持農村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從而開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大幕。當安徽大地的改革開放鋪開時，卻遭到了黨內一些教條主義保守派人物的種種非議。面對姓“社”姓“資”的陳詞濫調，安徽的干部群眾鏗鏘回答是：你們走你們的陽關道，我們走我們的獨木橋。他們堅信所開創的改革開放的方向道路沒有錯。 那時同安徽省農村改革并駕齊驅的，是趙紫陽同志主政的中共四川省委。所以，全國一時間出現“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強烈呼聲，掀起農村改革的新高潮。 若問農村改革的基本經驗是什么？ 依我的回答，就是萬里、紫陽等一批中堅力量的改革派——力主改革的領導干部，得到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堅決支持，解放思想，有膽有識，敢于沖破姓“社”姓“資”教條主義，擺脫這種陳腐觀念的束縛，從國情實際出發，堅持既定目標不動搖，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個腳印砥礪前行，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 這里我想說說八十年代后期，也可說在歷史的重要關口，當時我在北京工作，所收集了解到的一件事情。因為適時搜集來至中央的政治信息，把它及時提供給地方黨政領導研究參考，也是我們駐京機構一項必須承擔的常規任務。 那時，正值胡耀邦總書記因被認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力，而被迫下臺。就在這個當口，黨內那些掌管輿論陣地生殺予奪大權的一批老左派，嗅覺靈敏，他們感到機會千載難逢，策劃于密室，聚集在河北一個縣里開會，企圖利用手中掌握的《紅旗》雜志等主流媒體，來個輿論先行，他們的資本就是教條，用以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為此他們真夠賣力的。在后來召開的宣傳理論會上，領導人出面做報告，預先通知中午不休息，到會者各人自帶干糧，擺出一副大決戰的架勢。 就在他們上午會議結束后，下午趙紫陽代總書記到會，當然只好安排他講話。趙紫陽代總書記是帶著尚方寶劍去的，他的講話，中心思想是，認為前階段所出現的“右”的問題，只是歷史發展進程中一個插曲，基本上解決了。而現在面臨的最大危害，仍然是左傾教條主義。而所謂的左，就其本質而言，是教條主義，是陳腐和落后觀念，這對改革開放事業危害極大。說到這里，他把話鋒一轉，當場嚴厲責問：你們的《紅旗》雜志，你們所謂的理論隊伍，長期來能正確反映黨中央的心聲嗎？他當場直截了當提出了改組輿論陣地、重組理論隊伍的要求。不久我們就看到《紅旗》雜志被改組了，而為小平同志親筆題名的《求是》雜志所替代。 由農村而城市的改革開放在繼續，勢不可擋。改革將深入，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這就要求思想的開放和解放相輔而行，并走在前頭。而歷史的發展不會像高速公路那樣筆直的。事物螺旋型發展，意味什么？就政治上說，說白了，就是充滿斗爭。教條主義思想體系的形成，有其歷史淵源。這種陳腐觀念，遇到機會，必然出來干擾。因此，改革開放，積四十年之經驗，就是要不斷摒棄教條主義。因為他們動輒就會搬出姓“社”姓“資”來嚇唬人，阻礙人們解放思想，干擾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經濟改革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政治改革同樣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所以摒棄教條主義是一條最重要的歷史經驗。 至于紫陽同志“八九”動亂中出現的問題，中央對他的錯誤已有結論。歷史的功過是非，好在事實俱在，后人自有評說。這不應是我們討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