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婆黃楊芝瑛，生于1893年，我之所以記得清楚，是因為她和毛澤東同年出生，晚一年去世。她老人家很不喜歡“外婆”這個稱呼，說：“一家親，不見外。別叫外婆，就叫婆婆?！彼晕液徒憬忝妹枚冀兴牌?。 北京的外婆比上海的奶奶胖多了，但也同樣慈眉善目，同樣勤勞持家一輩子。外婆和奶奶腦后的發髻不一樣，不但式樣不同，而且，奶奶用假發髻，外婆的卻是純天然長發挽成。她有個保持幾十年的習慣，每晚睡前都坐在床邊，用桃木梳仔細梳理垂過床沿的黑發，據說因此直到耄耋高齡仍是滿頭青絲。 外婆和奶奶還有一點不同：出身貧寒。說起外公外婆的婚姻，也有故事。外公赴日留學前，父母在老家給他訂了親，他不承認這包辦婚姻；回國后，也不肯回家鄉完婚，只身住在湖北同鄉會館。會館的看門人兼廚師兼勤雜工有個女兒，幫著爸爸做事，靈巧可愛，身材苗條。天天見面，日久生情，外公便娶她為妻，那時她年方十六。但是，鄉下的原配是大家閨秀，堅決不肯離婚；所以我外婆只能屈居側室，就是“妾”吧，她也不太介意。直至許多年后原配夫人病逝，外婆才得以扶正。 和清末民初的絕大多數婦女一樣，外婆沒上過學，但她卻不是文盲。外公在家中設私塾，請名儒陸九和先生教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外婆經常在旁陪伴孩子們讀書，居然就跟著識了字，還能寫一些簡單的字，收到掛號信，簽個名呀什么的沒問題。因此，解放后在居民小組里被榮幸地指定為讀報員。 外公47歲慘死，家庭頂梁柱折斷。外婆賣了前王公廠（地名）的大四合院，住到西單劈柴胡同（解放后改稱辟才胡同）較小的四合院里，靠出租房間維持一家日常生活。孩子們逐漸長大，讀書開支也越來越大，可是外婆咬牙一定要供孩子們都上大學。她把院子隔成兩半，前面大半部分仍然是個坐北朝南的院子，還是走辟才胡同那個有“門當”（老式大宅門前的一對石鼓）的大門，賣掉；后面小半部分，在南太常寺胡同朝東另開一個小門，砌了一堵有磚雕圖案的影碑，自己住。再后來，又把其中的西屋和東屋分租出去，自家只住一排北屋。我和姐姐妹妹都曾在北京上學，住過南太常寺，覺得婆婆的院子有點奇怪：怎么不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而是狹長的“三合院”？后來才明白南墻是分隔前后院而砌的。 外婆喜歡花，南墻根下放著一溜褐色陶制大花盆，種著玉簪花，每到夏日夜晚，一支支白色玉簪綻開，模樣近似百合花，散放沁人香氣。外婆有個小瓷罐，用香油（麻油）泡著玉簪花骨朵，誰被燙起泡了，就用這油涂在患處，好像有效。院子地上辟有花壇，種著一棵海棠、一棵棗樹，周圍是花瓣邊緣呈鋸齒狀的石竹，一簇簇立著；外婆年老后，就撒些不需多照料的草花籽，金黃雪白嫩粉大紅的太陽花，熱鬧得很，匍匐在地上。外婆告訴我們：太陽花可頑強啦，掐掉一截，隨便插在泥里，它就生根，長成一株；把它踩倒壓住，它又抬起頭來，繼續生長，所以俗名“踩不死”。我試過，果真如此。 二舅黃明信從甘肅拉撲楞寺回京，還俗結婚，進大門第一間屋成了新房，屋外立了一道醬紅色的木柵欄，上面攀滿蔦蘿，長著細細的綠葉，開著小小的紅花。后來，外婆家搬離南太常寺；再后來，房子被拆得蕩然無存，但大家都挺懷念那個美麗的小院子，懷念白瓷缸里老人家做的江米酒（甜酒釀）。 外婆一直和小女兒住在一起，那是我姨媽，中日友好醫院的教授、傳染病專家、中華預防醫學會消毒分會委員。生性耿直倔強的小女婿是冶金工業部的高級專家。 身處知識分子之家，外婆命運多舛，六七十年里多災多難：丈夫中年慘死，大兒子青年早亡，小兒子在抗戰中犧牲；小叔子、大女兒、大女婿和小女婿都被打成“右派”； 二兒子出生在軍閥混戰年代、逃難途中，扔棄了又撿回來，40年代當了喇嘛，50年代被誣告入獄……只有小女兒幸免于難。母女倆相依為命，除了養育姨媽的兩個子女，又在我二舅出事后把他的四個孩子接到家里，還先后照料過我和姐姐妹妹。我們永遠感恩外婆和姨媽！ 各種災禍接踵而來，我們沒見過外婆愁眉苦臉，沒聽到她訴苦抱怨。她的博大心胸能收容失去蔭庇的孩子們，給以“自己家”的溫暖；她的一雙纏過的小腳，支撐著胖胖的身軀，承受著多多的苦難，一路走來，穿越兩個世紀。我不由得想起那“踩不死花”。 多事的1976年，外婆中風，經多方治療，成了植物人。但是我姨媽不肯放棄，唐山地震時期，抬著她轉移、住地震棚。然而，終于沒能挽留住善良堅韌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