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關于中國文化精神的看法，自有其本身產生的根源。然而知人論世，其中一些時代背景仍是必須一提的。在二三十年代，知識界尤其在上層，有兩種心理比較突出，不論其為公開的或潛在的，正經話或牢騷話；一是中國說什么都不如外國人，另一是這應該歸罪于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這兩者有內在聯系。它們雖非無所見而云然，總不免流于偏頗和極端，其中也隱藏著可慮的后果。這里且舉兩個小故事為例。 錢玄同在北京，曾遇見一個拉人力車的，車廂上貼著耶穌像。跟他一攀談，才知道他青年時竟是個義和團、燒教堂的，因問他何以前后相反。那人說，人家的菩薩靈。這個從抗拒到降順的小故事，比起“月亮也是外國圓”的笑話來，更具諷刺性。當時，知識界的崇洋心理，實質上跟這個人是一條路子。 另一是，無錫出了個玩世不恭的怪人吳稚暉，有人稱他是“壞透了頂的好人”，在清末民初也算個老新黨。他說，他跟陳獨秀相約：把線裝書丟進茅坑里，二十年不看。在彼時他不過以狂言駭世，取決一時。他做夢也想不到，后人真會轟轟烈烈地干了出來。 無用多說，崇洋發展下去，便會媚外，而對歷史文化抱虛無主義態度，也勢必至于師心自用，其流弊是不堪言的。 先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氣氛里，目擊這類情況，自然不能無動于衷，而漠然不言。他對中國文化既知之深而愛之切，又身處民族存亡關頭，覺得報國之道，亦惟在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精神，以喚醒國魂。所以，先生對待中國歷史文化的態度，是闡其精微而棄糟粕于不論，通其大體而置細節于不顧。這是為了匡正偏頗、補救時弊，自有其不得不然之處。人們對先生所論，也會隨著時勢不同而持有各種看法。這場學術是非，似乎現在已成陳跡了。然而，先生強調祖國文化的優點，既出自反對崇洋媚外的苦心，以至后來強調祖國統一大局，亦寓有反對忘本附外之深意。他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始終不渝的。凡是愛國的中國人，對先生都會知道敬重的。 我們中華民族走過了漫長而坎坷的道路。前人為我們留下豐富精深的文化遺產，涵育出我們的理性思維、感情素質和價值判斷。他們創造出來既不易，流傳下來也不易，而我們生活在他們的沾被中，對此要有所識知卻更不易。盡管前人一輩一輩地走過去了，但是他們的智慧之光、浩然之氣，在人際關系中體認自我存在價值的淑世精神，撼動山河、滌蕩乾坤的魄力，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宏愿，如此等類，卻長存于為歷史文化所重新開辟、重新締造的天地里。煦拂著億萬心靈，他們好比黑夜天空里的星星，不管星體有大小，亮度有明晦，光年有遠近，它們都在各自的星躔里迎送著大地的運行，此隱彼現，發出微弱的光，映灑在我們民族的歷史征途上，讓我們在迷惘中有所辨察，有所尋思，感到親切，感到慰勉。這就是我們民族文化精神的潛在作用，及其繼長增強的生命力之所在吧？如果是這樣，那么，這片迷蒙閃爍的星空里，有時也會從中透露出先生的一瞥心影、一絲熱量的。 曾記得先生說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要人們還記起他生前所說的話，他的心靈就活在人們的心靈里，他就是不朽。 我默祝先生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