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治學涉及中國傳統學問的各個領域，對經學、諸子學、史學、文學以至整個中國文化，都作了深入的探究，獲得卓越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博覽古今著述，卻不為名家權威所迷惑，總是獨立思考，辨別真偽，指明源流，自抒其真知灼見。同時，先生亦非純粹為學術而學術，他是懷著維護祖國文化、挽救民族危機的宏愿來從事研究的。這里只談他的愛國主義熱忱的某些方面。 現在的青年人，當然不能體驗到辛亥革命以來二三十年間中國國勢江河日下，國將不國，有識之士惴惴不可終日的況味。先生曾說，年輕時聽人說“中國必亡”，另有人寫了一本書，叫《中國不亡論》。不亡當然好，但是中國恃何而不亡呢？從先生的語氣看，這本書似乎沒有講出足以令人信服的道理來。先生的意思是，如果沒有民族自尊心，沒有民族自信力，總是不行的。先生說過，這次跟日本人打，中國人還有股勁：我就是看不起你，你跟我學的，倒反來欺侮我！假如現在侵略我們的不是日本，而是英，美等國，中國人內心里早就認輸了。一切都不如他們，哪敢跟他們拼？先生還打個比方說，你當著一個小孩的面，訓斥另一個小孩說，你總歸不如他，你一輩子沒出息。那么，這個小孩就自認我總歸不如人家了。他還能有志氣上進嗎?先生關于中國文化精神，自有專著論述，這里只拈出他閑談中的片言只語，稍存其語氣神情于萬一而已。還有，先生所說的，也只就他個人生活圈子里的所見所聞而言，并不能概括所有的中國人。 先生對胡適的“全盤西化論”，自然是不以為然的。先生曾說過，這是借尸還魂，縱使活轉過來，也不真是我們自己了。先生又曾說起，胡適在北大曾召開座談會，討論中國人為什么不信基督教的問題。先生說，我當時心想：你們自己就不信基督教。先生的意思是，這個問題是不言自明的，中國自己有著比基督教更好的東西，中國人并不需要基督教。但是，先生對基督教在西洋所起的作用，還是認可的。他說，維系西洋社會組織的，一個是教堂，另一個是法院。諸如此類的問題，先生說，我用不著跟他們辯論，我只要寫出幾部像樣的著作，就足以論證我自己的看法了。先生曾說過，傅斯年宴請外國學者，也邀先生作陪。傅向外國人介紹說，錢先生是某文、某書的作者。及至先生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了，人間傅：此書如何？傅便說：這人寫的東西，我從來不看?？梢娝麄冎g的分歧是很大的。 先生對留學生中鄙視祖國文化的人，極為反感。說這種人一登洋船，面目全非。先生更深惡外國人用對待殖民地的那一套，施之于中國。先生說，中國人自己的鐵路，為什么車站站牌上，中國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偽漢奸政府將它一律取消，這一點卻做得痛快。只是他們將來會不會再注上日文，這可難說了。濟大是教會學校，每逢“圣誕節”要放假。先生在研究所里出張布告，寫道：“十二月二十五日，全所循例放假一天?！泵绹虝扇藖碚{查研究所情況，由先生接見。先生介紹說：民國某年研究所情況如何如何，某年又如何如何。那美國人問：哪是一九多少年？先生嚴肅地說，我不知道。這里必須指明，我們現在采用公元紀年，跟采用國際記量標準同一意義。用拉丁字母拼音，是為了推廣普通話，跟先生所指斥的外國人用于殖民地的那一套，完全是兩回事。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就可加以區別。 先生這樣的態度，當然不適合教會學校的人事環境；本來美國教會之所以要辦這類研究所，是由于美國鋅大王出資委托。這鋅大王未發跡時，發誓要提煉出純鋅來，卻屢遭失敗。他的一伙美國同學，對他備加嘲弄，只有他的幾個極少的中國同學，卻對他慰勉有加，他終于成功了，因而感到中國文化中，必有某些為西洋文化所不及之處。所以，他在遺囑中撥出一部分財產，專作研究中國文化之用。齊大既領得其中一小部分，必得請一位名人主辦此事，就聘請了顧頡剛先生去，顧先生因邀錢先生同往。顧先生是比較注意人事關系的，錢先生曾幽默地說，顧先生是“太邱道廣”；這也無形中反襯出，他自己是“仲舉性峻”的了。然而，連顧先生在那種環境中也無法應付，便跑去重慶，將所務交錢先生暫管。一到顧先生正式辭職，錢先生不久也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