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明信 97歲 我的家庭跟圖書館是非常有緣的。 我的舅祖父,也就是我祖母的哥哥盧木齋先生，曾向南開大學圖書館捐贈了十萬大洋，因此這個圖書館后來就叫做木齋圖書館。我的姑父馮文潛是南開大學文學院院長，也兼任過這個圖書館的館長。我的三叔黃鈺生，原是南開大學的秘書長，實際上是代表張伯苓管理南開大學的各項事務，后來說是他犯了錯誤，被貶謫到天津圖書館去做館長。這個職位比他原來的職位地位低一些，所以說是貶謫去的。天津圖書館不是很大，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都比它大，所以中華圖書館協會的董事長、副董事長一般也由這些館的負責人來擔任，可是我三叔在天津圖書館成績比較大，在支持、支援科學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所以后來當選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副董事長。他在離職后，還擔任了天津圖書館的名譽館長。我的表弟馮承柏是南開大學的教授，也兼任過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我的父親黃立猷撰寫了《石刻名匯》四冊和《金石書目》兩冊，至今還是圖書館金石部分重要的參考資料，所以說我的家庭跟圖書館非常有緣。 很多人都從事邊疆方面的研究，我為什么要到西北去從事邊疆研究呢？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我大學畢業，覺得西南人才薈萃（舒卷如云注：抗戰時期，不愿做奴隸的文人學者們紛紛去到四川云南，西南聯大也在昆明落地），能夠出人頭地的機會比較少；而西北地域廣闊、人才比較少，發展的機會可能要多一些，所以我想到新疆或者西藏去，可是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途徑。這時，一個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會，成立了一個西北考察團，由顧頡剛任團長?？疾旖Y束后，董事會接受顧頡剛等人的建議，在蘭州設立了甘肅科學教育館，然后在肅州、天水、湟川這三個地方各設立了一個中學，目的在于提高西北的文化教育水平。我覺得青海離西藏、新疆都比較近，如果去了那里，去新疆或者西藏的機會要多一些，于是就想去湟川中學。到青海后，我逐漸發現藏文藏語的重要性，所以下定決心離開學校專門去學藏文藏語。我攢了三百塊錢，夠我一年的生活，然后就到拉卜楞去了。其實青海最有名的寺院是塔爾寺，它得名于大金瓦寺內為紀念黃教創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銀塔，是中國西北地區藏傳佛教的活動中心。我之所以不去塔爾寺，而去拉卜楞是因為在湟川中學時，我的一個教國文的同屋叫王樹民，他曾跟隨顧頡剛的西北考察團去過很多地方，他告訴我說拉卜楞是藏區里文化最發達的一個地方。于是我就到拉卜楞的寺院里去做喇嘛了。 回到北平后，我先空閑了一段時間，后來到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教授西藏史。院系調整時，又到了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那時剛剛解放，我過去也沒學過馬列主義，因此在教授社會科學方面的東西時，不知道該怎么講了。于是就申請去華北革大學習。學習了一年的時間，主要是交代歷史。隨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工作。參事室主要負責翻譯工作。和平解放西藏時，我就在這個參事室工作。當時統戰部的部長是李維漢，是和平解放西藏協議談判的中央首席代表，我就在他的身邊做翻譯工作。后來我寫了《回憶十七條協議》，回憶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情形，說明當時并不是在槍口下強迫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進行的，的確是征得了他們的同意。這篇文章產生了一定的影響，2003年出版的《見證百年西藏》又對它進行了重載。1953年，民族出版社成立，受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領導。民族出版社的主要任務是翻譯中央重要的政策文件，還有毛澤東著作。 當時，在翻譯這些政策文件時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藏文里佛教和佛教哲學方面的詞匯是很豐富的，但是現在要用到許多社會科學方面的詞匯，這些就不夠了，因此一方面要借用過去的，一方面要創造一些。我參與了創造新詞匯的工作，參與了一些意見，也可以說做出了一些貢獻吧。此外，我還主持過《格西曲扎藏文辭典》的整理出版工作。過去關于這方面的書，不是按字母排序的，用的是另外一種排序方法，查閱起來不方便。格西曲扎（蒙古族）用藏文字母的次序編寫了這個辭典。1978年《藏漢大辭典》的編寫工作開始，我從山西長治的農場被借調到成都的《藏漢大辭典》編輯部工作?！恫貪h大辭典》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學百科全書的性質。為此我專門學習了藏歷，有些收獲。 1979年我平反以后，被調到了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的民族語文圖書組由于道泉先生一手建立，其中有藏文古籍一千多包，是于先生千辛萬苦用心搜集來的。但于先生主要供職于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在北京圖書館只是兼職，因此沒有能夠在這些藏文古籍上專門下功夫。我到北京后，于先生將我視為他的一個繼承人，并把我推薦給圖書館。雖然我當時已經60多歲了，一般單位都不會愿意接收這個年齡的人，但圖書館還是錄用了我。我的工作是對館藏的藏文古籍進行整理。藏文古籍跟漢文古籍的概念不完全一樣，漢文古籍是明版書、宋版書。藏文書沒有那么多，就是長條書，有木板刻的，也有手寫的。因為藏文書沒有圖書館要求的書名目錄、作者目錄、分類目錄，而這個書名目錄在漢文書是比較簡單的。漢文書的封面和書的首頁都有書名、作者名，這些藏文書上面也有，但它有很多附加成份，比如對這本書的贊美，或是加上作者名和這本書的文學名稱，因此會變得很長很長。而書名本身只是中間的一段，必須進行剪裁，這需要一定的學識。對這方面的工作，我摸索出了一些經驗，撰寫了《北京圖書館的藏文古籍編目條例》一文，對此進行總結，發表在《中國藏學》上，這對其他圖書館館藏藏文書的編目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986年，任繼愈先生主編《中國佛教史》。這套書已經出了三卷，第四卷是隋唐卷，里面有西藏佛教的內容。任先生找我來寫吐蕃佛教部分。我采用史料直接跟讀者見面的方式，然后加以解釋、分析，完成了《吐蕃佛教篇》的寫作，大概有十幾萬字。后來我又寫了《藏族歷史人物年代手冊》和《漢藏大藏經目錄異同研究》。藏族歷史人物年代是了解歷史不可缺少的。藏文里面雖然有不少材料，但是沒有這樣的書，查找資料的時候不方便，所以我跟謝淑婧合作，用藏文編寫了《藏族歷史人物年代手冊》。 在藏學界里，按照印度的傳統，有大五明、小五明之說。天文歷是小五明之一。西藏學者一致認為必須先把內明和因明學通，然后才能學其他的明。如果先學了其他的明，再學內明跟因明，就不容易學好。我在拉卜楞的時候，嚴格按照傳統方法學習，先學了內明跟因明。在學習藏學的過程中，對因明的學習我花的時間最長，不過還是沒有學透，一方面是因為在我學習因明學的最后一年受到了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職業學校事情的干擾，一方面是因為在邏輯學方面我還缺乏一些基礎。 我有點兒貢獻的是藏歷里跟天文學有關的部分，占星術部分沒有研究。我學藏歷是七十年代末，參加《藏漢大詞典》的編輯。這個詞典是藏漢雙解、小百科性質，其中應該有藏歷方面的詞條。一般搞藏歷的人大多只會按照公式演算，不深究其原理，不能寫好。而這位作者曾經深究其原理，所以寫得很好，一定會給詞典增色，可惜沒有人能準確地翻譯成漢文。以前陳遵媯先生寫《中國天文學史》時，為了藏歷曾經親自去到拉薩，找到歷算研究所的所長，但是翻譯人員不懂專業，無法溝通，空手而歸?，F在這里遇到同樣的問題。我想，我的藏語好，當年數學基礎也好，應該能夠解決，就毅然承擔下來。我在藏歷專家的指導下，按照藏歷所給的公式和數據，做過推算日食月食的例題，還推算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位置。我將自己的記錄拿給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陳久金先生。陳先生仔細看來了之后指出，用來決定閏日、空日的“太陰日”雖然現代科學里未講，但確有科學意義，所以閏日、空日的設置不是迷信。這下就解決了藏歷不是迷信的問題。為此，藏族的歷史學者非常感激我們。因為過去他們講不清，現在我們幫他們講清了它的道理。我還寫過幾種藏歷條文的評論和一篇文章，對端正人們對藏歷的錯誤看法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