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素稱禮儀之邦，請客送禮不知是哪代祖宗傳下來的，怎么興出來的。解放后，在我的印象里，請客送禮被打上引號，一向判為陳規陋習，受到鄙視。 五十年代初，一天，艷陽高照，我們幾個人跟隨市總工會一位副主席去天元紡織廠，因為這位副主席是該廠工人出身，他回老家，廠里的工人師傅們對他自然分外熱情。中午，我們購買飯票，按大灶標準，到大食堂吃飯。食堂里的廚師們見到這位副主席十分親熱，手拉手問長問短，吃飯定要給我們加點菜。這位副主席拉著我們到小房間里去單獨吃，他邊吃邊說，在大食堂里吃，看到給我們加菜，落后工人會有意見的。講這話當時并不在意，－說了之。后來，到機關開展整風運動，有人貼大字報----別看這四不像的大字報，它的威力可大了，把這件事捅了出來，責問這位副主席：究竟是誰落后，是你，還是你心目中會有意見的工人？就這件原本不起眼的事，這位副主席痛哭流涕，檢討了又檢討。整風過后，這位副主席就被調出機關了。 請客送禮，不知從什么時候又萌發起來？我的印象是文革時伴隨開后門風的掀起，請客送禮就逐漸泛濫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為了在《解放軍報》發稿子，部隊的同志帶著一蔴袋茶葉到報社去打點。這種事，當時在我們眼里，只有部隊的同志敢做敢當。另一件事是為知青返城，拍公社書記的馬屁。當年我在丹陽縣委宣傳部，一次陪同縣委書記到城郊公社去作調研。當地群眾反映，公社書記家里的高檔煙酒堆滿一屋！高檔香煙吸不完，怕發霉，整籮框地攤在打谷場上曬。調查中還有舉報他亂搞女知青的問題。我們向地委寫了一份材料，題目是《資產階級法權侵入政治生活的一個典型》。這位書記的材料被移送到司法機關查處．最后他被判處七年徒刑。 請客送禮大肆泛濫起來，在我眼里不過一二十年時間。 我八十年代初到北京，任無錫市人民政府駐北京聯絡處主任，至1992年初退休。期間，我們的確常請客送禮，但同我退休后的請客送禮，其規格，真的是小巫見大巫，沒法比了。 那時，我們陪同市領導同志，或區局領導同志到國家部委辦事，有時也帶點絲巾、惠山泥人、針織總廠生產的T恤衫之類，純屬禮尚往來。一次，農業部長到聯絡處來看望我們，因為他曾經在無錫掛過職。我招待他吃四只荷包蛋，他吃得很開心。每到陰歷年底，市長在北京，我們分批安排請國務院的秘書們吃飯，大多在五星級賓館，一次三四人，作為朋友相聚，向他們拜個早年，答謝他們一年來給我們的幫助，送一點極普通的禮品。充滿友情，也很得體。 外界人們以為，我們駐京辦最喜歡請客送禮。實在是冤哉枉也。 市長和省計經委主任在國際飯店，宴請國家部委幾位領導同志。在送走客人回來的路上，主任跟我開玩笑說，你倒可以評為請客送禮的專家了。我對他說，主任您這句話，真的觸痛了我們的心！請客送禮，對我說來，那真的是不得已而為之。說穿了，不是我們駐京辦的同志對請客送禮情有獨鐘，而是地方政府到京辦事，為了辦成事，需要我們去請客送禮。這是一頭。另一頭，在京辦事，不請客送禮，就不會替你辦事，就會辦不成事。我們駐京辦，忙于請客送禮，有本事做得再好，也不過頂多是發揮一個好馬仔作用。這位主任同志倒也開明，聽了我這番話，表示理解和同情。 請客送禮抬高規格，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退休后我仍常到北京辦事，請客送禮，今非昔比。一桌飯下來，多的得花幾萬元。有一年，中紀委規定不準發購物卡。我們就花幾萬元買了十多部時新手機，把它當作送給小朋友的玩具。其實雙方對手機的價格都心知肚明。請客送禮和腐敗相連，甚至傳聞，給某某某送禮，除了送女人，送什么再也不喜歡，送不進。 社會人士所以鄙視、蔑視、仇視打引號的請客送禮，是因為這種行為是對公平正義、黨紀國法的直接違背和破壞。最常見的，批項目，招投標，就業提干，甚至孩子上學，樣樣要打招呼，免不了請客送禮。在這種背境下，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嚴格執行，違者嚴厲處罰，人們為此而拍手叫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回憶當年我們走過的路，我們的黨和國家走到今天，走到現在這一步，黨的十九大開創了這么好的政治局面，開啟了新時代和新征程，真的不容易，真的是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挽救了黨和國家，真的是中華民族之大幸，我們千萬要珍惜、維護，在新征程的路上，攜起手來，共同奮斗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