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2年十八大之后新一屆政府上臺，中國開始了新的政治經濟周期，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后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布局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的改革，以及隨后陸續出臺的政策規定，我們可以看到從理念到政策層面出現的積極變化，我將這兩年內出現的變化統稱為“新政”。 　　1?！靶抡遍_始改變中國 　　從本書主要內容，比如新城鎮化、反腐敗、上海自貿區等，都可以看到“新政”的影子。那么，“新政”能否改變中國？對此，我持樂觀態度。以經濟改革為例?！稕Q定》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體現這些理念的政策之一就是大力推動新型城鎮化，由它取代2008年推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成為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的主要發力方向。在官方的解讀里，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我對新一任政府履新以來的施政綱領以及具體的改革措施，到目前來看持謹慎樂觀態度?！拔逦灰惑w”的改革布局，和我一直強調的“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政府的歸政府”、“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這些核心理念不謀而合。而且，2014年2月初，國務院決定向社會公開國務院各部門目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清單，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從清單的內容來看，我覺得實質性的東西還是太少，進展的還是太慢。 　　我非常贊同李克強總理在剛結束的2014年“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說的，簡政放權的改革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所以，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廢除那些不必要的，卻又涉及政府部門巨額利益的審批事宜，并盡快公布行政審批清單，將簡政放權進行到底。因此，“新政”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中國，說到底還是取決于改革的決心和勇氣。 　　2。改革關鍵十年，政府應該干什么？ 　　政府除了盡快與市場“換手”之外，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必須改變這些年來在市場監管上的不作為，保護知識產權、反壟斷以及解決就業、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質量。具體包括： 　　(1)不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成為一句口號。首先，政府不能越過市場的邊界，而應在食品安全、教育公平、城鄉二元、收入分配、醫療、養老、就業輔導、環境治理、征地拆遷、社會治安等方面提供基本的保障和公平的服務。其次，從政策層面，打破國企壟斷，逐步放開行業準入門檻，讓“黑名單”制度取代“白名單”制度；給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同等的地位，在完全開放的市場里讓二者公平、充分地競爭，杜絕一邊產能過剩、一邊無米下炊的現象。 　　(2)我們的政府還要繼續削減不必要的行政審批權，同時加強對各級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以及國企的監督，徹底杜絕權力尋租、腐敗的空間；改變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以GDP為綱的錯誤標準，讓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取而代之。 　　(3)不要把新型城鎮化搞成又一輪建設“大躍進”，它的核心是讓已進城農民工擁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在改造現有農村的時候因地制宜，在不破壞環境的情況下進行建設，同時在養老、醫療等領域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同等待遇。說得直白一些，如果能讓已經進城的民工擁有真正的市民身份，中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就等于完成了60%以上。 　　(4)密切關注金融市場可能出現的眾多危機，比如企業債券、理財產品違約，地方政府違約，“影子銀行(行情 專區)”等，大力防范通貨膨脹問題；以上海自貿區為試點，大力推進金融改革、創新，同時還要對“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以及規模小但提供市場化服務的城商行給予和現有金融體系同樣的地位，讓各種主體在市場上公平競爭，讓老百姓獲得更多、更實惠的金融服務。 　　(5)重振我們的制造業。制造業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不僅能夠提高國家經濟的競爭力，而且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基本保障。但必須注意的是，政府只是營造良好公平的營商環境即可，而不是越俎代庖替市場決定誰應該得到發展所需的生產要素。 　　誰在阻礙中國的改革之路？ 　　為什么會出現“政府搶奪市場對要素流動的決定權”的情況？為什么我們的政府在2008年選擇“飲鴆止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而沒有考慮“放棄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訴各位，答案是“中層官僚不答應”。 　　我們的政府為什么會在2008年選擇“飲鴆止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而沒有考慮接受我“放棄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議，也就是類似于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謂的缺乏共識，而是中層官僚不答應。 　　1. 中層官僚不作為甚至陽奉陰違，阻礙改革 　　2003年10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作為時任政府上任伊始發布的施政綱領，和我們現在熱議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一樣，在當時被看作未來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細閱讀這份十幾年前發布的《決定》不難發現，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比如社會保障、再就業等問題的解決方案，其實早在2003年就已經被寫進了黨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綱領里。 　　那么，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乃至2013年都沒有得到有效的推進？我認為原因就是各部門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層官僚不作為，甚至是陽奉陰違，阻礙改革進程。在政府主導經濟，審批泛濫的情況下，別說發改委這樣手中握有大項目審批權力的部門，即使在地方，一個企業要完成注冊或者項目審批，至少也要蓋幾十個部門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審批，絕不是為老百姓服務那么簡單，而是只有審批，官僚才會有尋租空間。這就是過去這些年改革“雷聲大，雨點小”的原因。 　　2. 官商勾結形成的利益集團，在各個層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場化改革 　　我們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長帶來的經濟發展，但與此同時，地方官員的升遷、政績也成了以GDP為綱——GDP增速越高，升遷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遷帶來的好處則是更大的權力，以及權力變現的規模。請各位設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緩，并伴有大批失業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員失去了高GDP增速這個升遷砝碼，至于造成的產能過剩等不良后果，則是統統留給下一任去解決；第二，還要負擔起救助失業人口，并對其進行再就業輔導的職責，避免在任期內產生重大社會動蕩。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無過。 　　我舉個例子證明，2013年5月，新一屆政府上任伊始，發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動下，向國務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其總額高達40萬億人民幣。好在我們的李克強總理及時叫停，否則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績工程的同時，全中國從經濟到社會都可能會被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2008年時，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飲鴆止渴的方式干預經濟，但即使如此，四萬億資金的走向，可選擇的除了注入國企和“鐵公基”之外，還有放棄保八，將資金注入民營經濟或者社保體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層官僚集團和國有企業，同擁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以及官商勾結形成的壟斷利益集團一起，在各個層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場化、去行政化等改革。這些都讓他們獲得了另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團”。 　　3. 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術刀”的時候 　　當我們翻看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會發現對于“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就業問題、資源環境、城鄉矛盾”等問題的調整、改革思維其實是一脈相傳的，之間基本是遞進關系。 　　時至今日，國內各方面矛盾已經尖銳化到不容打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問題都是前人擱置的難題，矛盾甚至尖銳到眾人皆知、無法繼續擱置的地步。所以當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將打擊矛頭明確指向既得利益集團的時候，得到了民眾空前團結的支持。即便僅僅是面對這兩年侵襲全國各大主要城市的霧霾，恐怕再難找出延遲改革實質性進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氣，從壯士斷臂退到壯士斷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覺就是十指連心，動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問題是危機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來越狹窄的今天，政府已經到了拿起“手術刀”的最后關頭，退就是死。 　　“市場化程度不夠”，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中國病了，病在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病在社會發展嚴重落后于經濟發展，病在政府職能錯位。而這些病灶都源于“政府‘看得見的手’伸得太長，搶奪了本該由市場掌握的要素流動決定權”。與此同時，我們在2012年年底迎來了銳意改革的新一任政府，并在一年后等到了“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的施政綱領，而這正是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在過去幾年一直強調和向政府諫言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中國經濟，不論官方數據多么的提振人心，但真相就是我在《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一書開篇的那句話——“我們正在經歷衰退”。但可悲的是，當時我們選擇的不是退出市場，相反卻是在出口萎靡的情況下，依靠政府投資硬撐起GDP增速，制造“虛假的繁榮”。我們選擇的這條路，必然帶來“經濟滯脹”的惡果。 　　1.從宏觀層面看，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是經濟改革的嚴重倒退 　　由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是透過行政指令讓我們的國有五大商業銀行，將貸款有針對性地發放給各級國企，而且主要流向基礎設施建設。請各位注意，資金作為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應該由市場進行配置。我們的政府這樣越俎代庖，造成的結果就是資金流向了回報率低且回報周期緩慢的“鐵公基”，還有原本應在經濟危機中自然淘汰的很多落后國企，它們就因為有各級政府托底、背書，拿到了來自國有五大商業銀行的巨額貸款才得以帶病延年。 　　各位曉得嗎？2000年的時候，我國的石化、鋼鐵、紡織等國有壟斷行業相繼出現了嚴重的下滑情況，政府提出對它們實行“調整振興思路研究”，同時發展新興戰略產業。之后，政府又進一步地提出了“從低附加值轉向高附加值升級，從高能耗高污染轉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級，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升級，從生產制造向研發設計升級”的戰略。也就是說，2008年拿到貸款的很多國企，它們都屬于應該被淘汰或者至少也是接受升級的那一類。但“四萬億投資計劃”入場后，這些落后產能企業不僅沒有被淘汰掉，反而活蹦亂跳，甚至擾亂市場秩序，而原本最富有活力和創造力，且在全球危機中依然選擇繼續經營的民營中小企業，卻因為資金鏈斷裂，被清出市場。 　　“四萬億投資計劃”的投放，不僅對十多年前就開始實施的產業轉型升級戰略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而且暴露出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那就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場，按照既得利益者的要求而不是市場規律辦事，結果不但保護了落后產能，而且大大增加了今天經濟改革的難度。 　　2. 從微觀層面看，民間資本追逐資產泡沫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民營企業是經濟中最活躍的主體，但由于政府代替市場選擇了基礎建設、落后產能等行業，由民營企業主導的大部分制造業，比如加工貿易等行業迅速凋落。與此同時，我們的金融業嚴重缺乏能讓老百姓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的投資服務，民營企業在內外交困的情形下，不遠離制造業去炒房子、炒錢，還能做什么呢？ 　　次貸危機期間，或為避風險主動停產，或因資金鏈斷裂無法繼續經營的民營企業家們，在賣掉企業后又做了什么呢？撇開那些投資移民的人不談，我發現留下來的人大部分都選擇將手里的閑散資金投入到房地產(行情 專區)或者官方、非官方的借貸服務里。他們為什么做這樣的選擇？因為我們的政府只給他們留下了這類沒有選項可選的選擇題。 　　各位，我在次貸危機發生時，不僅呼吁政府盡快“救市”，同時，堅決反對“四萬億投資計劃”大搞“鐵公基”建設，而建議政府扶植制造業，藏富于民，問題是，有人聽嗎？ 　　3.“市場化程度不夠”，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從1978年農村的“聯產承包”改革成功之后，中國就開始流行“市場萬能的神話”。迷信“市場神話”的結果，就是我們終于走到了“教改之后上不起學、醫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買不起房”的地步。各位，請問，這是“市場化程度不夠”的問題嗎？我們是否只要把壟斷國企賣給私人，名牌大學交由私人經營，一流醫院完全由私人市場化運作，房地產完全由房地產商操控，問題真的就能迎刃而解嗎？ 　　其實，我們現在所說的改革，絕不是一個剛剛開始的新征途。它完全可以追溯到2003年、1992年、1978年。最近20年，在向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因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依然過分強大，而對養老、教育、食品安全等本屬于政府職責范圍內的民生問題，卻投入太少，甚至直接將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推向市場，導致了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所謂的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對于那些完全可以由社會自我管理的領域，政府不敢也不愿放手，結果就導致了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及社會領域的管理創新遠遠滯后于經濟市場化的步調。 　　悲哀的是，在權力和資本兩者的支持下，總有人將政府不愿退出市場而回歸民生這一根本問題，錯誤地歸結為市場化程度不夠。 　　“新政”能否改變中國 　　當中國的社會矛盾如堰塞湖般越積越高，其一旦決堤的后果不堪設想。與此同時，改革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共識在基層大眾與頂層精英之間逐漸達成共識。2012年11月，新一任政府正式履新；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本屆政府的施政綱領被概括為：經濟制度改革依然是整體改革的重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等。 　　從2012年十八大順利完成領導班子交接，到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剛結束不久的2014年全國“兩會”，我們看到了從理念到政策層面出現的積極變化，可以說改革已經再出發。但在這里，我要提醒那些只看表面現象的盲目樂觀派，不客氣地講，我認為我們的經濟社會仍然處在比較危險的邊緣，而接下來的改革，不但需要清理多年積弊，而且必須要突破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中層官僚的阻撓?？梢哉f，未來十年是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打碎石頭過河”，從“亂局”走向“變局”的關鍵十年。 　　大概從2004年，我因反對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國企高管以市場化名義侵吞國有資產的“郎顧之爭”開始，到2008年，我又強烈反對中央政府出臺的名為救市、實為權貴解套的四萬億計劃，因此很多人給我貼上了“改革反對派”的標簽?？善婀值氖?，每當中國經濟問題屢屢被我言中時，又有人出來說，郎咸平就只會罵，缺乏建設性的意見，希望我能給出具備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在這里，我想反問一句，我的建議有人在聽嗎？聽了會實行嗎？這就是在中國做一個學者的悲哀。所以，此時此刻，我多么希望我說的都是錯的！ 　　1.我不反對國企改革，但反對以市場化的名義侵吞國有資產 　　各位一定聽說過這樣一句話：不是所有叫作改革的東西，都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我覺得用這句話來概括我對國企改革的觀點再合適不過了。2004年，我之所以敢站出來炮轟顧雛軍在收購柯林格爾等公司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并不是因為我反對國企改革，而是反對那些“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國有資產之實”的偽改革。 　　十年過去了，到今天我對國企改革的觀點依然沒有變。我們的很多國企，因產業政策和企業治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使得它們看起來虛胖，但實際上并不賺錢，它們依靠壟斷地位、資金上的先天優勢以及各種補貼生存。國企存在的腐敗和低效率，既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國企改革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究竟怎么改。那些以市場化為名的所謂改革者，盯著的是國企的產權，他們呼吁把國企賣掉，賣給那些有企業家才能的人，讓他們去經營。但其實是希望將原來國企的巨額補貼和免費資源隨著企業改制，進入他們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腰包，隨后再以私有產權神圣不可侵犯為由，把這種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是“喝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經濟學家，當然知道產權和企業家才能的重要性，但問題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必須讓絕大多數人，特別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受益，而不是讓極少數人一夜暴富。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有多少國有資產流入私人腰包，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一夜之間陷入困境，結果差點導致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今天，國企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和20世紀90年代相比，雖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按照“一賣就靈”的路子走下去，我敢肯定地說，結果只能更壞而不是更好。 　　當然，我仍然希望我說的都是錯的。 　　2.我不反對救市，但反對以救市的名義為權貴解套 　　過去幾年，我一直在厲聲反對“四萬億投資計劃”。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是我厘清當前國內復雜矛盾，挖掘表層現象下深層規律的最佳樣本。 　　2006年前后，我就指出中國經濟存在八大危機——資源過剩、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危機、通脹危機、民營企業危機、銀行危機、房地產危機和消費危機。一時間，有媒體稱我為唱衰中國經濟的“烏鴉”。兩年后，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且迅速席卷全球。受次貸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面臨增長乏力、外部需求放緩等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政府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存在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問題。 　　而在2008年前后，我大聲疾呼——反對政府“四萬億救市”為權貴解套，并提出政府應“放棄保八，藏富于民”。當時，有學者立刻批駁我無知，并聲稱，中國通過經濟刺激政策可避免大蕭條，即便有通貨膨脹也值了。各位，結果怎么樣呢？由數據來看，無論是我們手中鈔票的真實購買力，還是我們官方衡量經濟增速的GDP，顯示的結果就是，我們在經歷“滯脹”，而且已經至少持續了三四年之久。為什么呢？因為自2008年政府名為救市，實為權貴解套的“四萬億投資計劃”之后，我們就是在經歷一場“虛假的繁榮”。 　　到今天，又是五六年過去了，但我依然堅持，中國經濟需要“救市”，但不是砸向基建工程，讓冷的產業更冷，比如中國制造業；讓熱的產業更熱，比如“鐵(鐵路)公(公路)基(基礎設施)”等GDP工程，而應該是扶持民營企業、提振內需，從而拯救近些年來已經持續蕭條的制造業，實現藏富于民。 　　3.我支持反腐敗，但反對高薪養廉和運動式反腐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一個月，一份由官方智庫研究，被稱為“383方案”的改革方案在網上廣為流傳。其中，關于預防和懲治腐敗，“383方案”提出建立廉潔年金制度的構想。具體表述為“建立廉潔年金制度，公職人員未犯重大錯誤或未發現腐敗行為的退休后方可領取”。這個構想可以理解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養廉政策。那么老百姓交足高賦稅后，就能養出兩袖清風的官員嗎？很遺憾地告訴各位，高薪不能養廉。那么，像俄羅斯普京那樣，憑借領導人的鐵腕，開展“運動式反腐”行不行呢？我認為短期內可能有點效果，但長期看是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的。為什么呢？各位有興趣可以閱讀我在《郎咸平說：讓人頭疼的熱點》一書中的相關章節。那么，怎樣才能從根子上預防腐敗呢？對于這個問題，政治學學者可能會從民主和法治等制度建設層面提出建議，但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給出的辦法是強化預算制度、公布政府審批清單以及給市場放權。 　　通過預算制度預防腐敗，就是把政府的所有收支，事無巨細地向社會公布，讓每一分錢的開銷都在陽光之下進行，公開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劑”。給市場放權，我認為是預防、治理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把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劃清楚，市場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自然從源頭上鏟除了窳敗的土壤。而要給市場放權，首先需要政府公布行政審批的權力清單，凡是清單之外的，都應該由企業或社會組織自行解決，政府無需，也不能再去以審批名義謀取部門利益，這和李克強總理最近一直強調的“法無禁止即許可”是一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