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夏剛草，只在無錫師專就讀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他是一位直面艱難險阻，堅韌不拔地自主發展，從未掉隊、永不掉隊的特殊校友?！? 54年前的1960年的夏天，我從無錫師范畢業，沒有被直接分配參加教育工作，而是和陸鶴興、顧蓮潔、羊銀洪、潘士金等10位同學一起，由學校推薦，選送到無錫師范?？茖W校中文科繼續讀書的。那時候，我特別高興，因為我愛好文學，愛好讀書，一直想能有機會到高等學校中文專業去得到深造?，F在，這一愿望終于可以實現了。再說，無錫師專創辦的第一年（1958年），校址就在無錫師范的校園內，第二年才搬遷到梅園新校址去的。好多老師和學長，如薛宏昌副校長，包耀法老師，胡治華、許墨林學長等，我們都認識，因此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 然而，我的高興沒有能保持多長時間。在報到入學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而且患的是急性肝炎。班主任楊兆昆老師和陸鶴興、呂大中同學便立即送我進城，住進了第一人民醫院。誰知這一住就是一個半月！我很著急，缺了這么長時間的課，怎么辦？我很思念，思念我的老師和同學，思念緊張而又愉快的學校生活。于是，我在肝功能基本恢復正常但肝腫大尚未完全恢復到位的情況下，就要求提前出院。 出院后，我沒有休息，立即回到學校，回到班里，一面繼續打針、服藥，一面上課補課，想在學業上盡快趕上同學們。但那時候，正好趕上特大自然災害來臨，我國經濟進入暫時的困難時期。糧油供應緊張，蔬菜副食品奇缺。學校食堂沒有什么菜吃，師生們便在課余時間紛紛到田野里去挖馬蘭、薺菜、水芹，以補蔬菜的不足；還到農村去，幫助農民秋收秋種。楊老師和同學們很關心、照顧我，叫我不要參加勞動，留在學校里補習功課。但我認為自己的毛病好了，沒有什么問題，堅持和大家一起下了農村。也許是勞動過累，又缺乏營養的緣故吧，我的肝炎病又復發了，再次住進了醫院。因為是“二進宮”，治療比第一次麻煩，所以又住了兩個多月，直到第二年的3月初才出院。這次出院，我遵照了醫囑，老老實實回家休息養病，再也沒有回到班里補課。離開了母校，離開了老師和同學。我終于掉隊了！ 在鄉曲，我曾經給我崇敬的薛宏昌校長寫過一封信，并贈七律小詩一首。薛校長親筆給我回信，熱情鼓勵我樂觀對待，與病魔作斗爭，早日回到學校來。到1961年的深秋，我的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轉。但是我知道，停學的時間已達一年，不可能再回校復課了。當時，醫生也勸我不要再讀書拼功課，還是早些參加工作為好。于是我最后一次來到母校，當時兼任二年級班主任的包耀法老師親切地與我談話，并為我正式辦理了退學手續。學校再申報了教育局，按原中師畢業的資歷給我分配工作。 從1960年9月到1961年11月，我雖然名義上在無錫師專一年零兩個月，但實際上僅讀了兩個多月書。這在我個人的經歷中，留下了一段深深的遺憾。為了不辜負母校領導對我的殷切期望，不辜負老師和同學們對我的關心、幫助和照顧，我踏上教育工作崗位后，一直以“不能落伍”、“不能掉隊”來鞭策自己。邊工作，邊自學，急起直追，頑強拼搏，在本職工作上盡責盡力，為國家為人民做出一點成績來。 作為一名半路掉隊者，我在離校后的漫長歲月中，有好多事本想及時向母校、向老師和同學們作匯報，作交流。但很可惜，母校早在1962年暑假期間就停辦了；老師和同學們也各奔東西，大多失去了聯系。匯報交流之事一拖就拖了五十多個年頭！近年來，多虧胡治華老師、顧蓮潔同學等一批積極分子，花了很大功夫，終于把分散在各地的師生聯絡起來，建起了校友會，搭建了增進友誼、溝通信息的平臺。利用這個平臺，我除了向師友們匯報以上一些情況外，還覺得有兩件事有必要向大家作一簡要的報告，以求得到理解和指教。 首先要報告的是“改名”之事。大家知道，我的原名叫夏云甫，“剛草”僅是我的筆名而已?？蔀槭裁丛凇稛o錫師專中文科1962屆師生名錄》中，卻以“夏剛草”作為正式姓名了呢？這件事，用一兩句話還說不清，得從我愛好文學創作談起。早在讀初中時，我就開始用“剛草”作筆名寫文章了。其引由是我很欣賞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詩句，并要像魯迅先生那樣，“情愿作野草，等著地里的火燒”（引自臧克家紀念魯迅先生的詩《有的人》）。后來，我在母校無錫師范和無錫師專讀書以及參加工作的幾十年中，凡在報刊雜志上發表小說、詩歌。散文、雜文等作品都用這一筆名。尤其是1965年，我在全國性文學雜志《兒童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小說《公社的魚苗》之后，影響較大，我被無錫市文聯和市委宣傳部推薦參加了1965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他們推薦上報的名字是“夏剛草”。1967年“文化大革命”大動亂期間，我又曾用筆名公開發表過歌頌解放軍的長詩《長城頌》，在當時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為此，在1968年成立無錫市革委會時，支左解放軍領導人把我選調到市革委會政工組宣傳組工作。由于選調名單上的名字是“夏剛草”，所以當時整個市級機關中，都只知道我叫夏剛草，而不知道我的真名夏云甫。那年年底，組織上要我將行政組織關系轉入市革委會機關，我不得不通過派出所，將我的名字改為夏剛草，而將原名“夏云甫”保留在“曾用名”一欄內。從此，我的大名和筆名合二為一了。 我要報告的第二件事是“改行”之事。 眾所周知，師范院校培養學生的目標是做合格的人民教師。我雖然沒有能在無錫師專讀畢業，但無錫師范是正式畢業的。因此，我沒有違背母校教育培養的宗旨，一參加工作，就當人民教師。起初，我在郊區（今濱湖區）蠡橋小學工作了三年多，任畢業班班主任、語文教師兼少先隊大隊輔導員。年年都被評為優秀教師，其中1964年還被評為區先進工作者和市優秀少先隊輔導員。1965年春，我被區抽調到“教學改革調研組”工作，雖暫時離開了原來的學校，但仍未離開教育崗位。1965年暑假期間，我又被調到太湖茶果總場參與籌辦中等茶果技校，并留校擔任語文、政治老師兼團支部書記，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從小學教師到技校教師，我任教整整六年，一直忠于職守，沒有改行。 不過，在教育和教學之余，我仍一直堅持文學創作，在全國和無錫地方報刊上發表了好多小作品。由此，也便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遭到錯誤的批判，大字報掛滿了教室和茶果總場的食堂，說我是“周揚的徒子徒孫”，“文藝黑線上的人物”，還被茶果場黨委責令停職檢查。我的兩篇雜文被《無錫日報》的造反派作為“毒草”列入“黑無錫日報罪行展覽”；我的大量書籍和所有發表的作品也被查抄一空。在停職檢查的一個多月內，我幾乎每天爬一次附近的橫山，在山頂上遙望母校無錫師專的舊地，想到老師和同學們如今各在何方？正是感慨萬千！后來，“革命師生”都外出大串聯，場黨委似乎也癱瘓了；再加上我的家庭出身和思想品行無論如何也算不上“黑六類”，甚至還可以歸入“紅五類”。因此，便沒有什么人再來批判我，不了了之。196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新成立的市革委會的通知，要我到市革會政工組宣傳組報到，任工作人員。我便離開了茶果技校，同時也就離開了教育崗位，正式改行從事黨政機關工作。在市革委會我整整工作了3年。 1971年，市文化局恢復成立，組織上得知我原是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便將我調到市文化局文藝創作組工作，成為一名專業文藝創作人員。1975年，市戲曲學?；謴驼猩?，組織上又將我調至該校任黨支部書記兼行政領導小組組長（校長），同時還兼任語文、歷史和政治課老師。我又回到了教師崗位。在戲校，我又工作了三年。我的學生中，有好幾位后來成為著名演員和演藝界骨干，如潘佩瓊、潘華、胡明龍、華國賢等。1980年，我又被組織上調至市清理查抄文物圖書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這是我從文藝教育工作崗位改行做文物工作的開始。三年后，我再被調任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兼市文化局文物科副科長、科長。從那時起，直到退休，我沒有再改行，長期工作在文博崗位上，成了一名文物保護和研究的專業工作者。綜上所述，我的改行，都是組織安排和工作需要，而且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 最后我要報告的是“補學歷”的事情。由于在師專僅讀了兩個多月書，沒有大專學歷，與同學們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同時也嚴重影響我文物保護專業工作水平的提高和專業技術職稱的晉升。因此，我發揚母?！昂胍恪本窈推D苦拼搏的優良校風，從1985年起，用了五、六年時間，堅持業余自學，積極參加由南京師范大學主考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自學考試，連續通過了二十多門必修課和選修課的考試以及最后的論文答辯，相繼取得了該專業大專和本科的畢業證書。在我年近半百的時候，還被評為江蘇省自學考試優秀畢業生。 隨著學歷的追補和提升，我在文物保護工作實踐中所撰寫、發表的學術論文越來越多，我的專業技術職稱便由起初的文博館員（中級）晉升為文博副研究員（副高級），最后在我臨退休之前，又晉升為文博研究員（正高級）。 時光飛度，斗轉星移，倏忽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經過艱苦年代鍛煉和考驗的無錫師專師友們，今天又相聚在一起了。 此時，我欣慰地向母校、向師友們報告：當年的掉隊者，現在終于趕上了隊伍，又回到了師友們中間。我們要在古稀之年，仍然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永不掉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