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至1978年10月，我舉家下放回丹陽老家，是在那里度過的。說是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我一天也沒有下田勞動過。下放第二年我被調到縣委通訊組搞新聞報導，有四年半的新聞工作生涯?；叵胛母飼r期寫文章，以“兩報一刊”及“梁效”為代表的文風，那樣荒唐可笑，不可思議。有個親歷的故事，我終身難忘—— 初到通訊組，參加縣委每年一次的三級干部會，在簡報組編寫刊出會議簡報。會議開的如何，主要是通過會議文字材料反映的。通訊組負責人有句至理名言：“話無論如何不好說錯，至于怎么做，那是另一回事”。在三干會上，縣委副書記布置我們出一期反映全縣階級斗爭新動向的簡報，這任務落到我頭上。我急忙分批請來能說會編的公社秘書，大家七拼八湊提供素材、例子，終了總算編出一期“送審稿”。不料這位副書記看了很不滿意說：“看不出我們縣里階級斗爭新動向”。我拿著退回的稿子，尷尬、驚恐、憂愁而無奈。我深知關乎階級斗爭的事都無小事，我作為下放干部是折騰不起的。一時間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所措。 事情被通訊組負責人劉廷坤同志知道后，他深夜趕來招待所，將我帶回縣委大院通訊組辦公室。他要我關上門，分頭翻閱通訊組訂的各省報紙，尤其是遼寧、廣東、安徽、山東、河南等敏感省份的報紙，凡近期報紙上出現的有關階級斗爭動向的報道，統統摘錄下來，加以梳理，來個穿靴戴帽本地化，我們干了一個通宵，清晨將搞出的稿子重新送審。這位副書記原是省商業廳副廳長，有思想，有文化，被特意調到丹陽縣委任職，協助農民出身的縣委書記、中央后補委員開展工作，把好政治關。他看了二次送審稿后表揚說：“下了功夫了，這才符合我縣的真實情況?！? 正是老劉手把手的言傳身教，不僅讓我渡過政治難關，而且使我從中學會文革筆法。打這以后，我參加縣三干會，地區四干會，主持簡報組編寫簡報，都能緊跟形勢，多次獲得地、縣領導的表彰。 回頭想起這個真實故事，真叫人哭笑不得。聯想到至今依稀可見的令人厭惡的“假大空”文風，追根朔源，恐怕仍要歸集到文革遺風作祟，可見記取文革教訓至今仍有著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