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佰伴店里，遇見一位似曾相識的朋友，我們相互諦視，不由一陣驚喜，同聲喊出“陳教授” ，“姚主任” 。他告訴我，他春節從北京回鄉省親，鄉親們十分熱情，一定要留他多住幾天。他感覺家鄉無錫的發展一年一個樣，各處走走，舒眉展眼。 多年未見的朋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我邀他在崇安寺隨意小酌。交談中又說起當年那關于積極性的話題。他說，當年我們在中央黨校談起檢驗上層建筑是否適應經濟基礎的標志，你把它歸結為“積極性”， 認為凡能調動積極性的就判為適應，反之，就判為不適應。我當時猛一聽，覺得簡單了點。過后我一直在思考，你提出的簡單明了的判斷標準，很實際，比我們書卷氣的這個那個說法實在而有道理。 他說的很真誠，無有奉迎之意。 對朋友的話，這要做個注釋。80年代，市長在中央黨校培訓，我一次去看他，在他的宿舍里信手拿起一本歷史唯物主義教材翻了翻。這時，中央黨校這位老師進來看市長，我信口開河地說了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的原理雖顛撲不破，問題是判斷適應不適應的標準是什么，現實中總覺得不夠清晰。判斷是或否的標準弄不清楚，光會背原理何用？這位老師就例舉了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一些方面的道理作解釋，聽了我總覺得跳不出老框框。我問，是否可有更簡明的表達？老師聽了直朝我眨眼睛。我即不無冒昧地說，按我的實際觀察，標準就是“積極性”這三個字，一項政策或一個辦法或一條措施下去，如果能調動起多數人的積極性，就叫適應，反之就叫不適應。 這位遠方朋友的話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的談話，一觸及實際，話就多了，感觸感慨也多了。 我說，節后我去看望一位領導同志，他說他一年多來抓了一項人事基礎工程。塌方式的腐敗，是一個時期的社會烙印，多少人身陷其中。無疑，罪過擔當的第一人當然是他們自己，怨不得別人。但作為組織，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觸犯法律的，依法辦事，由專門機關負責處理。涉嫌有錯的多數人，那是仍我們的同志，仍是工作的骨干力量，要盡快幫他們弄清問題，重新認識，缷掉包袱，輕裝上陣。這項很有針對性的工作，我作為黨委書記，義不容辭。于是我們一個一個地弄清情況，逐個解決問題。通過排隊，適當安排，理順了原本已被搞亂的干部隊伍。從整體看，調整后的干部隊伍，與以往相比，面貌煥然一新。最后換來的是本區全年外資到位率數名列全省第一，外貿出口率名列全省前茅。 朋友聽后高興地說，這個例子可以寫進教材，它證明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是實實在在的，不是一句空話。 他還說，這個例子特別有現實針對性，有說服力。據他觀察，“國”字頭的單位，無論機關還是國有企業，積極性的問題當前十分明顯而突出。凝心聚力，凝什么心，聚什么力？不就是指的積極性嗎！有些人天天在講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但只是照本宣科，沒有如何貫徹落實的下文，就是缺乏積極性的表現。一個單位，如果多數人的思維處于睡眠狀態，不動腦筋，且過得過，說什么都是空的。 “這種狀況怎么造成的？如何解決呢？”我問。 這位教授朋友說，積極性是一種精神狀態的表現，調動積極性是一項極其細致的工作，有個經驗叫做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就是因人而宜的意思。當前面上反映出來的問題，就是你那位黨委書記所看到的，并著力解決的。除此之外，國字頭單位還有傳統體制機制上的問題，那就是缺乏公平競爭的活力，多干少干一個樣，甚至多干多錯，少干少錯，不干不錯，干不如不干。這種現象，就用得著時下所說的以問題為導向的改革，去解決問題了。相信以習近平同志為組長的中央改革領導小組會察覺到的，因而會做出頂層設計和部署的。 回想上面的談話，我從心里佩服這位教授朋友，雖他也早退休了，但他仍注視著國家大事。他站在北京看全國，可謂登高往遠，覺得他對積極性的議論，看問題就是高出我們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