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我跟隨地區報導組的三位同志到北京送稿，住在沙灘紅旗雜志社招待所。送稿順利，給紅旗、中央臺和人民日報的稿子，沒有費多少手腳，都被收下了。我們的心情，最大喜悅莫過于上稿子。星期天有同志提議，去全聚德吃烤鴨。文革中的北京，亂糟糟的，沒有心情游山玩水，大家就同意去全聚德。 名店就是名店，進門看到中外賓客滿座。好不容易找到一張條桌上，只坐著兩個外國人，我們四人就坐下了。 吃烤鴨很費時，點菜后要等很長時候才上得來。在這空隙，我們中一位會幾句洋涇浜的，就和也在等上菜的外國朋友搭上訕。我們這位老兄，其實外語水平并不怎樣，說不清楚時，就拿出筆和紙寫寫。據他后來交代說，都是些日常用語。 外國朋友菜上來，他們中斷交談，先吃先走。臨別時，起身與我們一一握手。 我們吃完烤鴨，結賬后，正要起身出門，旁邊串出兩個便衣警察，將我們帶到一間房內詢問。我們出示工作證，說明來北京送稿，在北京的住處和電話。 “你們和兩個外國人何時認識的？是什么關系？” “ 從不認識。只是在等上菜時閑聊幾句”。 “ 你們談些什么？” “ 我問他們是在中國留學的嗎？”他說不是。他們是路透社的記者。 他問我：“是第一次來北京嗎？在北京看了哪些地方？”我說：“我們是到北京送稿的。我們也是記者，與你是同行?！? “ 你們還說了什么？” “ 沒有再說什么？” “ 誰叫你們和外國人交談的？” 一時，我們被問得不知說什么好。還是老李腦子活，他說：這也是開展人民外交嘛。 對方追問：誰布置你們開展人民外交的？ 見狀，還是組長老華老道，他出面打圓場：我們下次一定注意！ 臨了，兩位警察下令：“你們一星期內不準離開北京，要隨叫隨到”。 悻悻回到招待所，一掃原來的好心情。雖然大家嘴里不說，心里都在埋怨開展人民外交惹的禍。 呆到第三天，實在沒有心情再呆下去了。組長說：看來北京這頭沒事了。我們今天就回去。到家后，北京發生的事，對誰都別說，包括老婆。否則，傳出去，組織上找麻煩，更不得了。 我們四人，天天提心吊膽。用老華的話說：總算老天有眼，放了一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