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頭圖： 永昌農村在勞動的婦女們（左上圖）； 多子女家庭（右上圖）； 70年代的永昌縣城（左下圖）； 70年代的農村基干民兵在訓練（右下圖）。 在永昌縣工作的五年，碰到過好多人，也遇見過許多事，不過畢竟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不少人和事也只剩下記憶里的零星碎片了。 曹媽 記得剛到三壩衛生院工作時，因為那里條件實在太差，公社領導就安排我住在縣中藥站的一間小空屋里，在那里認識了住在隔壁姓曹的一家。 老曹50多歲，個子不高，瘦瘦的，山西人，解放后不久就從部隊轉業留在這里防疫站工作。她的妻子是本地人，我叫她曹媽，高高胖胖（但既不是肥胖，也不是豐膄，讓人感到有些"虛胖"），還不到四十歲，皮膚已經有些松弛，眼皮總有些腫，但從她的那張鵝蛋臉上五官的模樣，我還是能想象到她年輕時一定很漂亮。 老曹下班回家就在正房內喝酒睡覺，我很少能看到他。曹媽整天在家操持家務，對我很關心很照顧。有一次我病了，發燒，曹媽見我一個人迷迷糊糊躺著，趕快將我扶到她家的一間小房間里，那里只有一鋪大炕，一張方桌，炕上鋪著一條羊毛氈，是她和孩子們睡覺的地方。她讓我在炕上躺下，一邊摸著我的頭，一邊喃喃自言自語：“好可憐哦，一個人在外面，病了也沒人管……?！泵院形胰滩蛔×飨铝搜蹨I。曹媽趕緊說：“不要緊，你就在曹媽這里，我一會兒給你燒籮卜湯喝?！表暱涕g，這如同姐妹間的關心，更像慈母般的呵護，溫暖和撫慰了我這個遠離了親人的孤單的心。喝了熱騰騰的籮卜湯后又出了點汗，我很快就睡著了。病好了以后，我經常在下班后去曹媽那里坐坐，一邊聊聊天，一邊幫她做點家務，很快就親密得無話不談了。 曹媽告訴我，在她們這里，以前女人上炕是不許脫鞋的，睡覺也不脫。她說，和老曹結婚那天，老曹叫她脫鞋上炕睡覺，她不脫，老曹就親自過來幫她脫了，把她“羞得……”?？粗⑽⒀鲋^，瞇著眼，頰上泛起了紅暈，臉上浮現出微笑，沉浸在回憶里，輕聲細語地講述著，我想她一定非常愛她的丈夫，婚后也一定很幸福。突然她低下了頭，“唉”了一聲，說“我怎么就沒能給他生個兒子呢！” 曹媽有孩子，還不少，七個，可都是女兒。那時大女兒已經十歲了，小小年紀就已是曹媽的得力助手，洗碗涮鍋提水抱妹妹這些雜事大部分都由她來做了。她出生時全家人都很高興，因為老曹已年過四十了，老來得女也是喜事，給她取名秀蘭。過了兩年老二出生，還是個女兒，但還能接受，取名花花，意思是下次要"花著生"，要生個兒子了。又過兩年，滿以為能得兒子的老曹一看，又是個女兒，對曹媽可有些不滿了，不僅不好好照顧她，月子里就要她做家務了，以后也不讓她在正房里睡了，只有老曹叫她才可以進屋。三女兒取名“招弟”，要招個弟弟來才行。誰知以后一年生一個一連又生了四個，“清一色”全是女兒，老四取名“來弟”，但還是來不了“弟”，老五婷婷（意思是好“?！绷耍?，老六婕婕（意思是好“截止”了），然而到頭來還是沒能截住女兒的到來，第七個還是女兒。曹媽這么一年一年連著生孩子，身體根本得不到很好的調理和恢復，老曹一個人的工資要養活一家大小，營養也跟不上。所以看上去高高胖胖的曹媽身體并不好，孩子們的體質就更差了，越小的孩子越瘦弱，個子越小，最小的女兒己經快兩歲了，細胳膊細腿的還不能自己站立，更不會走路。到這時老曹還沒給她取名，姐姐們就叫她"細細"。 那里的重男輕女思想很嚴重，曹媽因為一連生了七個女兒，不僅她丈夫不待見她，周圍的人也都對她看作“另類”，常常嘲笑她，所以她也很少出門，很自卑更自責，怪自己的肚子“不爭氣”，沒能給老曹家“傳宗接代”。我每次和她在一起，總要開導她，說生不生兒子又不是你曹媽一個人的責任，他老曹責任更大。還勸她不要再生孩子了，和老曹好好談談，把這七個孩子好好扶養成人?？伤偸遣灰詾槿?，還在想著要為老曹生個兒子呢！ 沒過多久我就調往六壩衛生院了，離開曹媽的時候還真有些依依不舍，但又有些為她不平，但我一個人確實無能為力。這么多年過去了，不知他們一家怎么樣了，曹媽如愿為老曹生了兒子了嗎？！ 說真的，還是挺想他們的！ 紅燒骨頭肉 一次我到永昌縣城去辦事，路過汽車站旁的一個小飯店，那里原來只賣燒餅﹑饃﹑湯之類的食品，之前我沒進去吃過。同行的一位同事進去張望了一下，出來高興地跟我說：“走，那里今天有燒好的肉賣，去吃一次”。在鄉下是難得吃到肉的，只有到公社里的供銷社殺了豬，才能買到肉，一個月也不一定能買到一兩次，一聽有燒好的肉賣，“饞蟲”就爬出來了，二話沒說，跟著他就進飯店去了。 店堂里空空的，沒有一個顧客，賣貨的窗口還開著，上面掛了一個牌子，寫著：紅燒骨頭肉 X元一斤（我忘了幾元了，但不貴，我們吃得起）。我們向窗內問了句：“肉還有嗎？”，里面回答：“還有，只能在店里吃”。我高興極了，居然可以吃到“紅燒肉”了！那里老百姓燒菜從來不用醬油的，所以醬油是買不到的，家里就是有了肉，也燒不出紅燒肉來。因此，到了鄉下以后，對于我來說，醬油成了“稀缺調料”了，只能偶爾靠親友從外地寄一點固體的醬油膏來備不時之用。所以紅燒肉確實是好久沒有吃過了，著實饞了，于是就買了三大塊。和我們家鄉的一塊一塊的紅燒肉不一樣，這里的所謂“紅燒骨頭肉”，實際上就是紅燒的帶肉的大骨頭棒子。不去管它了，饞了就吃什么都是香的，嘴咬手撕的，不一會就把骨頭上的肉“全部徹底干凈”地“消滅”光了，心想解了饞了，花這幾元錢也值了！抹了抹油嘴油手正準備離開，里面的服務員喊我們：“回來回來”。我一愣，付過錢了??！還干嘛讓我回去？！服務員說：“把桌上的骨頭拿過來”。怎么？吃完還要我們自己收拾桌子搞衛生？那同事可能想起了些什么，趕忙對我說：“快，把啃剩下的骨頭都拿到窗口去?！睕]辦法，只好照辦。把骨頭拿到窗口，服務員拿秤秤了一下，又算了一下，然后就找還給我一些錢，我數了一下，大概是我剛付錢的一半。開始我還一愣，可很快我“恍然大悟”了，原來，在這里吃“骨頭肉”的標價是骨頭加上骨頭上的“肉”的總價，“肉”吃掉后，將剩下的骨頭退還后，還可以將骨頭的錢還給你。至于骨頭算多少錢一斤，肉又算多少錢一斤，我倒是忘了問了！ 這樣的吃肉算賬方式以前從來沒有見到過，以后也不曾再遇到過，這個經歷在我這一生中，看來也就只有這一次了。 電線桿下站崗 那是在1970年4月下旬，我到六壩公社衛生院工作才不久。一天，公社領導突然來通知說，上級命令，要所有的基干民兵到公社所在地集合，接受“特殊任務”，衛生院的男醫生也要到公社去集中，女的則留在衛生院維持日常工作，也要隨時“待命”。任務來得很突然，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心里一點沒底，真有些忐忑不安。白天在忙忙碌碌中總算平靜的過去了，到了夜晚，去公社“集中”的男同事們還沒有回來，我一個人坐在那空蕩蕩的門診室里瞎想，究竟出了什么事了？難道要打仗了？因為在1969到70年那段時間，我們那里的“戰備”形勢還是很緊張的。上面曾經組織我們進行過戰備教育，說什么（前）蘇聯在蒙古邊境集結了好幾十個裝甲師，如果要進犯我國的話，那些機械化的戰車幾個小時就可以越過一望無邊的戈壁灘和沙漠開到我們這里，真是那樣，我們就都要撤退到烏鞘嶺以南，文件都要藏到山洞里去，……等等，甚至還要我們給家里寫信告訴他們如果有什么“不測”就怎么怎么。再加上平時也會看到有軍車從門前的甘新公路上經過，所以這次突然讓基干民兵集合，八成是要打仗了！一想到可能要打仗，我真的有點害怕了，這可怎么辦??！? 六壩的四月份還是很冷的，尤其是晚上，冷風從窗縫里嗖嗖地吹進來，外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見，周圍一片寂靜，連自己的呼吸聲都能聽得到。我感到從頭到腳從里到外渾身都是冰冷的，心里一陣陣在哆嗦，想想真要打起仗來我也沒辦法，無處可逃，只好聽天由命了。心一橫，干脆先躲到被窩里暖和一下。一開始怎么也睡不著，也不敢睡著，怕半夜會出什么事，但白天的勞累到底還是讓我在迷糊中慢慢入睡了，等醒來睜眼一看，天已大亮了。外面還是那么平靜，于是趕緊起來，到外面“打探”情況。不一會，有位醫生從公社回來了，他和我們說，沒有什么大事，只是要民兵們去公社所屬的區域內每一跟電線桿下站三天三夜崗，看著電線桿，保證電線不能斷，也不許有人爬上去。而醫生們就在公社辦公室待命，和公社領導們一起準備處置突發情況。去看電線桿？！給電線桿站崗？！還這么大張旗鼓？！在當時真的是想不出這是干什么，領導們也不清楚為什么要這樣做，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什么事都可能發生，我們也就“見怪不怪”了。 沒過幾天，廣播里就傳來了我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的喜訊，還聽到了從衛星上傳回的至今還深深印在我腦海里的清脆的“東方紅”樂曲的旋律。 很快，我們就知道讓民兵去給電線桿站崗就是為了“保證”衛星的成功發射。為了要讓這次衛星發射既要做到“上得去（發射成功）”，“聽得到（能收聽到衛星發送的東方紅樂曲）”，“看得見（能看到衛星劃過夜空）”。還要做到“抓得住”。而“抓得住”就是衛星上天以后，指揮中心能通過地面設備對衛星實施測控，這就要建立有許多地面觀測站組成測控網。當時為保密，傳遞信息采用的是有線通訊。為保證通訊安全暢通，就有了派民兵去給電線桿站崗的“特殊任務”。據后來統計，大概有一萬多名民兵執行了這一“特殊任務”。 不久前我在電視上看了“巡天第一星”的節目，當我聽到我國科技人員攻艱克難研制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傳回的由電子線路產生的模擬鋁板琴聲奏出的略帶叮咚聲的“東方紅”樂曲時，那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將我拉回到四十多年前的那個春寒料峭的漆黑的夜晚，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守望在電線桿下的數不清的站崗者，正是當年這些普通的老百姓，也曾為這“第一星”的成功發射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人們不應該忘記他們，我更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