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聿敬可謂無錫解放后近半個多世紀中教育界最有名望、最有影響、最受尊敬、最為人稱道的領導人之一。竊以為應該在無錫教育廣場留下她辛勞耕耘的腳印。我和朋友們商量一致，準備在2017年即明年，她百歲華誕的時候，出一本回憶她的文集，向她獻禮。希望得到教育界同仁響應，勠力辦好這件事。出此目的，刊出拙文，圖以拋磚引玉?！? 湯聿敬老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在無錫市教育局時的黨委書記，今年已九十八歲高壽。 偶遇其公子，問及他母親近況。他吿訴我，母親已經很少下床走動，因長期糖尿病纏身，近年來健康狀況不如從前。一時腦筋清楚，一時糊涂。我說想去看看她老人家，又恐打擾不便。他說，倒不存在打擾，只是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但他又補充道，你們是老同事、好朋友，她不會忘記你，你去她一定很高興。 我說，在慶賀她九十大壽宴會上我表過態，到她百歲華誕時，我一定要參加隆重壽宴的置辦，盡到一份孝心。 “那好，過了年我們一起討論?！?他說。 前30年，文化教育界是意識形態領域內階級斗爭的重災區，政治運動不斷。每次運動，總要找出一些代表性人物來，作為批斗對象，實行無情打擊，殘酷斗爭。所謂代表性人物，絕大多數是學術上、教學上有造詣、有見解的知識分子，文革時被稱之為反動學術權威的那群人。他們平時被視為業務骨干，運動中就成了知識越多越反動，天然的批斗對象。至于批斗的具體內容，像1959年的反右傾，文革中毛主席說的“十七年來反革命修正主義專了我們的政”，所指是何，真真天曉得，不僅當時糊稀里糊涂一瓶油，就是現在也弄不清其所以然。反正老人家一聲號令，下面的人亦步亦趨跟著七斗八斗是了。 我所在的市教育局系統，領導運動的有兩種態度截然不同的人。 一種人，通常稱之為毛主席革命路線舉得特別高，“左”得出奇那種人?？磫栴}上綱上線是他們的看家本事，即使看來人情之常的一件事，或者聽來極其通常的一句話，到他們那里，經他們一分析，就上到了階級斗爭、路線斗爭高度，扣帽子、打棍子，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因此被他們算計的人，傷害的人、殃及的人，特別多。 另一種人，我稱之為仁慈寬厚的領導人。具體說就像我們的湯書記。運動中，她作為黨委書記，生在江湖，身不由己，雖然只能跟著上級領導者的指揮棒唱和跳。但不同的是，她骨子里懷有一顆仁厚之心，在對人對事的節骨眼上就顯露岀來，可放一馬就放一馬，決不添油加醤算計人，教人覺知出她的與眾不同。 對此我有深切的體驗。 1959年反右傾。湯老由崇安區委副書記調任市教育局黨委書記。局里另一位副書記，我們曾經一起共過事，印象中他原則性忒強。對待重點批斗對象，二人的態度顯然不一樣。盡管批斗按照既定流程走，而對重點批斗對象的最終處置，結果大不同。對一些人所以能夠做出能寬容則寬容的處置，這跟直接領導人的仁厚密不可分。 世上事情，往往有著前因和后果的聯系。偶爾一次，我聽湯老講起過她在蘇北革命根據地辦學的故事。那時她當校長，帶領全體教師，想了許多辦法，出了不少點子，把一所小學的教學和生產勞動搞得有聲有色，聞名遐邇。從中她深切感悟到，無論辦教育還是辦其他革命事業，都是靠大家干岀來的。所以任何時候都要注意調動和保護大家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團結大家一起干；真正做到了，就不愁事情辦不好。 由此看出，依靠人，尊重人，愛護人，對人的仁慈寬厚，用現代話說叫做包容，是湯老的一貫思想觀點，是植入她的骨髓，成了她一生鮮明的個性----這不正是現在我們推崇的“以人為本”這一母題思想的具體化嗎？不正是她幾十年來深受無錫教育界同仁愛戴、尊敬和欽佩之所在嗎？ 對此我有很多難忘的記憶。 一次，以局的名義召開工農教育工作會議。會場布置，時興寫橫幅，貼標語。作為會議籌辦負責人，從起草領導人的講話稿，組織會上發言人，到會場布置，全由我負責包辦。我滿以為會議開得很成功，沾沾自喜。不料，會后湯書記找我談話。她說，有人向黨委反映，會場標語的內容，你事先沒有報送黨委審查。標語只突出業務，不突出政治。 聽了，一時我呆若木雞，僵坐在她對面，一言不發。心想我們開的是工作會議呀。她看出我的思想疙瘩，對我說，“你不要想不通。政治無小事，給你提個醒，讓你今后政治上成熟點，對你有好處”。 不知我的事怎地又一次傳到她耳朵里。據說，有人反映我與一些教師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搞小團體活動。的確，我一向尊重教師，認為辦教育，教師是主體。我還認為，尊重是相互的，你尊重人家，人家也會尊重你。君子坦蕩蕩，沒有見不得人的事。黨委派員調查后證實，上述反映純屬子虛烏有。事后，聽一位黨委委員吿訴我，湯書記聽了調查匯報后說，“我們的干部我們了解。對干部應該多一份信任”。 一次，到我們科管理的工讀學校調研，回到局里向湯書記匯報。我說，該校學生，學文化、參加生產勞動，積極性很高。教學管理、生產勞動管理和師生思想工作都有一套，全校形成一股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我請他們總結經驗，準備在適當時候，召開半工半讀學校經驗交流會，推廣他們的經驗。我還向湯書記建議，從我科調任該校教導主任的同志，工作能力和工作積極性都不錯，建議列為副校長后備人選，請黨委派員考察。 不料湯書記聽后說，你倒關心他，還建議提拔他，可他卻說他是被你排擠出教育局的。聽了我先一怔，然回過神來，我說，他起疑心，向黨委反映他認為的問題，是他的權利。他因何調出教育局的，黨委的決定您清楚。但我以為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干部。湯書記聽了哈哈一笑，說：“你真是個老好人”。 文革中，某中學一次開大會斗批當權派，拉她去陪斗。批斗會上，一位女干部噼里啪啦扇該校黨支部書記的耳光，邊扇邊罵他流氓。陪斗后回到局里，說起這件事，湯老對那位女干部的撒潑頗為反感。 文革中，經過全套內查外調政治審查后，對湯老的問題作出結論，宣布她“解放” 。聽了，頓時她號啕大哭，不知多傷心。過后我問她，宣布你解放，你該笑，該開心，怎么反而哭得那么傷心呀？她說，沒有那種經歷的人無法理解，因為他不知道作為所謂走資派，政治上、精神上乃至肉體上所承受的痛苦有多大！ 文革中被解放后，湯老做的最多的是對干部的關心和保護。那時前來向她內查外調的人很多。她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原則，肯定干部的主要方面。當調查人對她的反映露出不滿時，她堅持說，既然組織上選拔他們當干部，就認定他們革命的主要方面。使對方無言相對。 1970年初，我全家被所謂的批準，下放回老家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月4日，即將離開的隔夜，一位尚在審查中的老局長，深夜摸到我家來探訪，向我一家老少說了許多勸慰和勉勵的話。我送走他回到家里，母親動情地對我說，人間自有真情在，應記住他一輩子！ 翌日清早，大雪封門，天空陰霾密布，寒風凜冽。我一家五人，挈婦將雛，離開我自1946年初未成年來到無錫學徒，從未離開過一天的無錫，徒步走向火車站，凄楚登程。我們一進入車站，想不到迎面而來的竟是這位仁慈的湯書記!她頂風冒雪，趕來為我們送行。我家老少三代人一下全驚呆了，黙黙無語地上前與她一一握手，含淚而別。 今想起來，彼時如果有條件留下這個珍貴的歷史鏡頭多好呀！它可當作精神遺產，留給子孫后代，讓他們知道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多舛！讓他們知曉，災難中仍有好人在！ 文革后期，開始撥亂反正。湯書記兩次親赴我下放地——丹陽，進行慰問，了解我的情況。第一次來，她征求我的意見，準備接納我回無錫工作。我說，我大兒子高中畢業，第二次下放在農村，我在本地工作，可對他有所照應——意思我不想走。 此后，當她得知我兩個兒子已在南京大學讀書時，她再次來丹陽探望，明確表態，準備接納我和老伴回無錫工作。 當時，我和老伴已同在縣委工作，家鄉父老文革困難中待我們不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說得過去。但是，書記的到訪，那份真情實意，還是引起了我的思想波瀾。 我想在無錫市教育局與同志們十多年相處，說來是不錯的，有感情的。特別是我從農村到無錫學徒，多少年來耳濡目染，深受無錫地方的人文熏染，對無錫山山水水，人文風情，語言習俗，浸皮入骨。親人和子女都蘊含著無錫的血脈。無錫跟我有著千絲萬縷、割舍不斷的情結。再說我是在不正常年代，以不正常方式，迫于無奈離開無錫的，讓我重回無錫，是理所當然的事體。這樣一想，像憋足了氣，于1978年8月，我毅然回到無錫。 不過，在組織上征求我工作去向時，經過前思后想，我決然地選擇離開前半生的教育崗位，轉到科技部門——個中因果，就不說它了。 這里要申明的是，我對老書記那份仁厚關愛，那份感恩，幾十年來永志不忘。每當在體育公園遇到她在鍛煉身體，或在菜市場遇到她坐著輪椅來買菜，或逢年過節到她府上探望，或在北京接待她和老伴(原無錫市副市長)，在這一時刻，我不僅把她當做老領導，更當做慈母般長輩看待。所以在她九十華誕的慶典上，我不由說，到她百歲華誕，我要和她的兒孫們一起，盡晚輩－份孝心。 人是最賦感情的動物。人進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是我們的傳統。文革非常時期，像革命戰爭年代那樣，最能考驗人。平時我與當權派之間，除了工作之外，其他方面注意保持亦遠亦近，因為我生怕授人以會溜須鉆營之柄，被人看輕嗤鼻。但到了文革，大小當權派遭殃，可以說我是個地地道道的自覺的?；逝?。 這里講兩個故事。 文革初期，當群眾發動起來，中共無錫市委按照中央部署，向各校派了工作組，指導運動開展。不料毛主席親手寫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指責派工作組是壓制群眾運動，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用心何其毒也。老人家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各級黨政領導的反。市一中紅衛兵組織，要求將該校黨支部書記鎮壓群眾運動的筆記本公之于眾，接受革命師生批判。據說，這位書記擅長記筆記，每次參加市委開會布置運動，領導人的講話，都做了詳細記錄。若將筆記本交給造反派，勢必將斗爭矛頭引向市委，造成市委癱瘓，這是市委萬萬不可答應的。為了避免件事鬧大而拖累，市委借口黨支部書記的筆記本屬黨內機密，不能交給群眾審批。通過協商，雙方同意，由雙方派代表同去北京請示中央文革小組，讓他們裁決。以此有意把這股沖擊波引開。市委指派教育局黨委湯書記和另一位副書記與紅衛兵代表一同前往。 正巧那天我在局里通夜值班。半夜接到湯書記從南京打來電話說，他們從無錫出發，上了紅衛兵列車，被當作鎮壓紅衛兵的黒幫，在車廂里批斗，被又打又罵。若是這樣，估計到不了北京，半路上就沒命了。她說話哽咽，悲悲切切，好不慘然。聽了，我心里非常難過。第二天一上班，我向局里主持工作的虞副局長匯報，他聽了兩手一攤，要我獨自去向市委匯報。我顧不得一夜未合眼，趕去向市委匯報，接待我的負責同志同樣是兩手一攤。我說，總不能見死不救呀。于是我回到局里，自作主張：代黨委起草了一封給兩位書記的信，意思是要她們別再去北京，事情回無錫再商量。我的意圖是，先把人救出來再說。 我帶著局里三位干部去南京，經過一系列精心策劃，終于使兩位書記脫離險境。我陪他們秘密過江，請我在浦口機務段工作的親戚，讓他們從浦口車站上車，由局里一位干部陪同，三人單獨去了北京。 事后，他們回無錫接受造反派批斗時，我因此事受到牽連，也被揪上臺陪斗。但我心里坦然，無怨無悔。 另一個故事是，當教育局的造反派將局里書記、局長和副局長三人的定性材料報送到軍管會后，負責市級機關的軍代表找我去談話，聽意見。面對造反派將他們定性敵我矛盾的材料，我發表意見說，我不知道他們的歷史情況，因為我沒有參與審查他們的歷史。至于他們貫徹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重要的是區分是好人犯錯誤，還是壞人干壞事。說實話，他們工作上所犯的那些錯誤，其實我們和他們屬于同一思想體系，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央存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以為我們賣力執行的都是黨的路線。。 從軍管會出來往局里走，我感到發表的意見，說了心里話，有點飄飄然?？墒?，回到局里，想不到一進門就看見地上寫著桌面大的字的大幅標語：“姚XX死保走資派決無好下場！”----見了，心里一個咯噔，遂想，這倒好，“板蕩識忠臣”，表明在嚴酷斗爭面前，我與他們患難與共！ 我之所以跟眾兄弟說，湯書記百歲華誕，要辦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因為我想借她老人家的光輝榜樣，把中華民族的仁愛寬厚美德，發揚光大，代代相傳。 我曾經接觸過多位百歲老人，感知他們長壽的秘訣雖多，但共同的一條，正如古人所云：“仁者壽”。為仁者，不光積德，心地也寬，仁厚，豁達，大度，樂觀，此乃世人公認的長壽元素。 相反，好算計人、好整人的人，自己也背包袱，時刻處于唯恐被人算計、被人整的恐懼、緊張旋渦之中，能不有損健康嗎？歷數一些慣于弄人的人，壽命不長，我想內中有脫不了自作孽的干系。 說起湯書記，就會想起迄今五十年，承載著人生最為難忘的一段時光，感受著她的仁厚關懷，積淀了太多無法割舍的同志和長輩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