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說的點滴記憶，現代語言點滴叫做碎片化。也就是說，我講到的有關某個運動的一些情況，僅局限于我接觸到的情形，評論也是就事論事。至于對運動的總體記述和評論，那是歷史學家的事，常人沒有這個本事。常人頂多提供個別例子罷了。 本篇的話題是：怎么他們一下子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文革后，一些領導人日思夜想，為什么我國會出現文革？因為他們對文革的罪惡有著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想來想去，歸結到一點，就是封建專制，什么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幾百年才出一個像馬克思一樣的人物，只要金口一開，就容不得一點點不同意見，否則就“砸爛狗頭”。 一日三餐三呼萬歲、萬歲、萬萬歲；跳忠字舞，人手一冊紅寶書，人人佩戴紅像章……滿世界是紅海洋。這不是說笑話，而是發生在中華大地我們所經歷的。使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前所未有的徹底破壞，把全國的黨組織全搞癱瘓，所有的領導人先統統打倒，再以線劃人，一一審查，重新站隊。這種做法，有人說是空前絕后，世上少有。 這些領導人，有的是從自己的監牢里走出來的，經過痛苦反思，終于悟出個中道理，就是從五四運動以來的幾十年，反封建不徹底，封建迷信在黨和國家生活中仍然起著作用，因此要繼續反封建，繼續肅清封建余毒。封建專制的對立面，就是民主與科學。要發揚民主，保護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不受侵犯。就像下棋，抓住民主這著棋，滿盤棋將活。于是，彭真同志恢復工作后，一心抓民主法制建設。習仲勛同志在全國人大時提出，要立法保護不同意見。萬里委員長呼吁：黨內和黨外都要實行雙百方針。他們的看法和意見，被譽為遠見卓識，得到黨內外廣泛的擁護和熱烈的響應。 因為這些領導人，不僅有文革教訓的錐心之痛，也有像1957年整風反右災難性錯誤的鏡鑒。 1957年機關整風運動開始。因為我剛從江蘇省工會干部學校脫產學習半年回到機關，對市總工會機關工作情況不甚了解，只是帶著耳朵聽，睜著眼睛看。 我在干校學習時，一次老師在講課中提到工聯主義，說李立三和賴若愚在全國總工會任上，都是因為強調工會的作用，犯了工聯主義的錯誤而下臺的。所謂工聯主義，就是擺不正工會與黨的關系。老師在講課中告誡我們，當工會干部就要甘做小三子，絕對服從黨的領導，不能有絲毫的三心二意，更不能標新立異。工作懈怠點不礙事，亂想心思瞎起勁，非犯錯誤不可。我就是帶著這種思想觀念，打了預防針，參加整風運動的。 市總工會是全市工會組織的最高領導機構。那時工會的中心任務是領導和組織實施先進生產者運動。但這個運動靠工會來領導，事實上是有困難的。因此工會干部說怪話：下面是形式主義，上面是官僚主義。在幫助領導整風時，干部提的這類意見最多。解放初期的工會很吃得開，因為接管城市要依靠工人階級，而到這個時候的工會已無足輕重了，與現在的工會在人們的眼里上下無幾。所以大家的意見很多。 主持市總工會工作的領導同志對大家提出的意見感到不快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對工會的職能定位又能說什么呢。平時上下一起混，運動來了各說各話，有些意見他也想不通啊。因此他在整風中出現了一些壓制提意見的做法，也在情理之中。 那時我被整風領導小組聘為機關黑板報主編，每周在機關食堂出三大塊板報，反映大家的意見。板報一出來，看的人很多，影響很大。 機關黨總支書記一次對我說，整風領導小組負責人不同意他提出的將黒板報作為鳴放陣地的意見。他說，這分明是有意壓制鳴放。我看出他懷有鼓動我提意見的意思。不料我說了一句“堅決按整風領導小組的意見辦” 。他就用與我類似的筆名，向《工人生活報》(《無錫日報》前身)投稿說，總工會干部要求放鳴，總工會領導壓制。意見刋登在報紙頭版，在機關引起很大震動。稿費匯款單寄到機關，這位書記從收發室簽了“代收”，口頭竟說是代我收的。 客觀地看，他這樣弄鬼，也有其道理。雖然他身為機關黨總支書記、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但他畢竟是位中層干部，他發現領導人壓制干部放鳴，有悖于中央號召大放大鳴精神，卻不敢在領導小組會上正面提出，就把消息透露給我，煽動我來提。不料我沒領情，他就親自用筆名，向市委機關報寫稿揭露。一般情況下，他的這種做法也說不上心中搞鬼，耍兩面派，更說不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墒?，在整風轉入反右時，他就在劫難逃了。 經查實，見報的稿子是他寫的，而且編發他的稿子的總編輯也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說明他們是臭味相投，一丘之貉。 在斗爭會上，我也上臺批了他，揭露他耍兩面派手法，煽風點火，企圖組織向黨進攻，陰謀詭計不成，就自己赤膊上陣。我的揭批顯然有洗身清的味道。批歸批，但心里想不明白的是，他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了呢？右派帽子時隔40多年后一風吹了，證明我當時的想法不無道理。但是，道理是道理，只能爛在心里。后來看到機關中一些被打成右派的，例如市委大院內有位同志貼大字報，認為機關困難補助金發放的標準應該是干部困難的大小，而不應該是大干部大補助，小干部小補助。結果此人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于是也就見多不怪了。就是現在，也還有一種論調說，當初反右派沒有錯，現在改正右派也沒有錯——一張嘴，兩層皮，翻來覆去總是理。 不過我從思想到行動，無論對教師中或機關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從沒有把他們視為異己，該尊重的一樣尊重，該招呼的一樣招呼，同在一營壘，本是同根生。 我的回憶，并不想對反右運動道長道短，作出什么樣的評價，自知我沒有這能力。我只是想，發動偌大規模的運動，殃及半百萬多人，如果加上受到株連的人數目就海了。而且不少人是知識精英，還有長期與我黨合作，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獨裁統治，建立新中國，作出過犧牲、努力和貢獻的著名民主人士，一時間，怎么說他們是反動分子就是反動分子，說他們是反動聯盟就是反動聯盟，說把他們打倒就打倒了呢。難道中央開會做決策的時候就沒有人持不同意見嗎？ 我心存疑慮的還是黨內民主問題。我想如果黨內民主集中制實行得好一點，在中央委員會，在政治局，真正讓大家暢所欲言，聽不同意見，做決策也許會謹慎一點，也許不至于走這么大的政治彎路！這想法我以為是一種政治常識。 這一想，把過去的政治彎路，當作經驗教訓，我們就會對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作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啟動和推進遲到的政治體制改革，從思想上和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 這就是我不厭其煩回憶這段運動的初衷，也是希望早日看到其完全實現的前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正是從反思中走出來的嗎！(待續) 在 2016-08-29 19:25:50，"姚邦豪" 寫道： - 顯示引用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