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說劉阿斗被俘至洛陽竟然“樂不思蜀”，有人替他辯解是“做樣子以保留蜀國”；我和赴藏支教的伙伴們則常常是真正的“忙不思鄉”。 前文講過，我是被分配到在錯那縣城做事的。在縣機關工作，單一、輕松得多。但一二個月后，我感覺組織交辦的工作太少了，反而覺得精神空虛，老是惦記著江南家鄉的一切。這樣下去可不行，于是我先從身邊自找苦吃，自加壓力，主動尋找額外工作做。 每天清晨，我和伙伴們就一起打掃通往縣委機關食堂的大道，300米左右，遇到下雪天任務較重，就一起鏟除冰雪，清掃溫泉廁所，身外天寒地凍，心里暖呼呼。太陽升起來后，又領著機關干部一起做廣播操，每天晚上，則幫著縣電影隊賣票收票，維持秩序。 縣城里的縣中是孫長明同志任教的單位，當然也是我們常去的聯系點；縣機關小學老師有事有病時，我們就主動幫著代課（因藏語過不了關，代課以音樂，體育為主）。另外，我們又主動適應機關干部學習漢語的需求求，自編教材，自刻鋼板，自己印刷，定期給他們上課，以提高他們駕馭漢語的能力。 當然還有大事，就是主動申領下鄉工作任務。 前文已說起我的兩次下鄉經歷。下鄉辦事確實比較艱苦，常伴風險。尤其一進下半年，下鄉前要穿上厚重軍大衣，毛皮鞋，戴上雷鋒帽，還有墨鏡（不戴墨鏡就會得雪盲癥，眼睛會看不見），再加大口罩，騎在馬上或奔馳或在冰雪路上踟躕前行，半天下來，手腳麻木，大口罩已被眼淚和呼出的熱氣結成了一塊冰疙瘩。 記得朱興根同志一次搭乘郵車下鄉，結果半路翻車，車子轉了3圈半，幸好被兩塊大石頭卡??；興根從車里暈頭轉向地爬出來，摸摸額頭上，一下子多出幾個大包。 除此之外，不論是騎馬還是乘車，偶爾還會遇到“雪崩”，那也是非常危險的事。記得1981年，我和嘎瑪局長下鄉，走著走著，隱隱約約地有“嗡嗡嗡”的聲音從前面傳來。局長仔細一聽，立即說“不好，前面可能有雪崩，我們快走小路！”我趕緊跟著他走下公路，從曲曲折折的小路上包抄過去，到出事地點一看，呀！5米左右的公路上，已堆滿了崩潰下來的積雪，高高的，大塊大塊厚厚的！試想，如果沒有嘎瑪局長的經驗，騎著馬照前往前直走，遇到險情時手忙腳亂，豈不有可能成為高山積雪下的“木乃伊”？好險哪！ 就這樣，我越來越忙，每天的“議事日程”已再無空隙，生活充實而愉快。日子過得快了，即便遇到節假日，也因為忙碌而沖淡了“倍思親”的鄉愁。 在各項自找的工作中，我覺得最滿意的一項，就是當上了“義務理發員”。 進藏時，我就帶了兩套齊全的理發工具，過后，又讓妻子雪棣在錫購置了一付電動理發工具寄到錯那。 西藏農村，過去是女人不習慣用水，男人不習慣洗澡，不習慣理發，實質上幾乎沒有理發店。他們穿著漂亮的氈袍，身上卻油膩濃濃，黑黑的一層，動員他們洗澡，他們卻說：“一個澡洗下來，人可就要生病?！敝劣陬^發，則老是亂蓬蓬的，有的結成了一條條一團團的“老鼠尾巴”。我幫他們理發時，先用剪子把多余亂發大刀闊斧地修剪一遍，然后才能使用軋剪修理。洗過頭后，第一次拿剃刀幫他們刮胡子，他們嚇得跳起來逃走，后來適應了，便和我配合默契。 從縣委書記到普通老百姓，我都熱誠地為他們理發。不下鄉時，每天飯后，我便趕緊挑好一擔溫泉水（洗頭用）。泡好一杯杯清茶，不一會便有藏族同胞來理發了，三五成群只好排隊等候。我便馬不停蹄地緊張忙碌起來。時間長了，次數多了，有的藏族同胞來理發時便縛只童子雞來送給我，有的則從袖筒中摸出3到5個雞蛋放在我的床柜旁（雞，藏語叫“加北督”，藏族同胞不吃雞，吃雞蛋；有時會用雞蛋去換子彈打獵）……我明白禮物不收是不行的，硬退下去他們要生氣。左思右想，我終于有了辦法，就是到貿易公司去買了幾條芒果香煙，遇到上述情況，理完發我就要塞給他一包芒果煙，并申明：誰不肯拿煙下次就別來理發。 這些豪爽仗義的藏族同胞豎起大拇指，連說：“土吉氣（謝謝）、土吉氣（謝謝）、監拉韋約克西！監拉韋約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