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從國企下海，想的是不要通過貪污，小動作去賺錢，而是靠自己的真才實學去賺陽光下的錢。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我越來越覺得“賺陽光下的錢不容易，這些年，守法守得我好幸苦”。 剛剛辦民企的時候，我日夜焦慮，因為辛辛苦苦賺點錢，如果按當時的稅務管理制度，我們恐怕一大半要交稅，首先是17%的增值稅，那是國稅必須交的，偷逃國稅可是要判刑的！與增值稅同步交的是4%的教育附加費和2%的長江防汛費。加起來就是24%的稅負，然后是30%的所得稅，如果是按正規股東分紅，還要完45%的個調稅，七稅八稅，我們賺的錢70%都上稅了，問題還不僅如此，我們的客戶大多數是郵電局和銀行，幾乎每單生意都要給回扣，而客戶的回扣也要我們完稅，這樣一來，每年100多萬的回扣的稅就可能把我們的利潤吃光了。也許吃公家飯的人會講，我們的國家要保衛，干部們要為人民服務，這都要靠稅收，公民有依法納稅的義務，但是問題是我們國家的稅制不公平，當時大多數的小企業（包括國企）都有不同程度的偷稅漏稅現象。不是公平納稅，就會造成合法納稅的企業失去了競爭能力，這在經濟學中叫做“劣幣驅逐良幣”。 當然也有一些合法避稅的方法，比如申請一個軟件企業，國家有對軟件企業的免稅政策，但是要申請一個軟件企業的手續是非常麻煩的，先要申請軟件產品，軟件產品要通過登記，檢測等一系列程序，每個環節都要有科委指定的單位完成，明的繳費，暗的打點，沒完沒了。 軟件企業是先征后返，有時征得快，退得難。 如此這般當時想想都難，后來習慣了，覺得貓抓老鼠的游戲就是那么回事，情況就是那么個情況，認命吧。 辦民企，表面上看是比國企自由了，但是又有社會上的方方面面的部門管著你，有一次早上，公司里突然來了4個帶著鋼灰的人要找公司的負責人，公司里的員工嚇得半死，急忙把我喊來，我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到了辦公室一問才明白，我們在公司的陽臺上掛了個公司的名稱，沒有到城管去備案，城管執法大隊找上門來了，當場開了處罰單，要罰款5000元，后來我們托人去講講，送了4條香煙，罰款變成了500元，從那時起我才了解，在自己的房子上掛個招牌也要到城管去登記，而且只能是公司的名字，不能有其他文字。比如 “便民飯店“是允許的，但是 ，如果寫成 “便民飯店，停車，吃飯，住宿”就不行了，因為“停車，吃飯，住宿”屬于戶外廣告。 麻煩遠遠沒有完，交社保也是個問題，我們錄用了一些農民工，他們根本不需要社保，也無法享受社保。但是如果你不為他們交社保，勞動監察大隊就會來找你麻煩。你交了也等于白交，充公。所以我始終覺得社保就是一筆糊涂賬! 為了能夠合法地避稅，許多的民企就不分紅。這樣造成了企業的未分配利潤越來越多（其實根本沒有那么多，許多不能入賬的東西也只能算我們的利潤，令人可笑的是民企照樣有招待費的限額規定），2003年，突然常州市出了一個通知，所有企業的未分配利潤要視同分紅，繳納30%的所得稅，但是也不是一刀切，靠抽簽制，抽到了企業就查賬，補稅。這件事鬧得常州市民企惶惶不可終日，最后驚動了全國人大，派來了調查組，開座談會，因為民憤太大，才停止了這樣做。但是這件事到現在還是一顆定時炸彈。 抓貪官靠的是抓情婦，抓民企老板靠的是抓偷稅。常州的“鐵本事件”就是個典型。 這些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我非常理解為什么那么多的民營企業家要遠走他鄉地移民，民企老板們真的太沒有安全感了。拿郎咸平教授的話講叫做：商業環境嚴重惡化。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尊重企業家，保護企業家，國家是不會強大，也別談什么創新創業。更不會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而真正的企業家不是組織部指派的國企老總，而是民企老板們。寄希望于未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