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份，我帶了一些科技人員在石家莊的54所聯合開發北京鐵路局的北同蒲線的鐵路調監系統。當時北京的動亂已經開始，我們在研究所里一心一意地開發軟件，通過美國之音了解一點北京的真實情況。有空的時候也到大街上看看，石家莊還是比較平靜的，有天早上我看見馬路上張貼了許多“XX軍到北京去殺人啦”的標語，我們還趕到XX軍的大門口去看了一下，好像比較平靜。 有一天晚上，我們課題組的一位54所的研究生從北京跑了回來，兩個手發抖，斷斷續續地講“北京聽到槍聲，很嚴重了”，這時我才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我開始惦記北京辦事處的同事們。第二天我到火車站去買票，準備去北京看看廠里辦事處的同事。但是到了火車站郵電局去打長途電話，郵電局出了告示“北京長途無法接通”我在輾轉到了鐵路局，使用鐵路調度電話和北京鐵路局聯系，北京鐵路局的劉總對我講“別來了，這里很亂，我們路局的一個小伙子坐著調度室被榴彈打傷了左手。（北京鐵路局在軍博對面的長安街邊），有個人在九樓拿著一個單筒望眼鏡看下面，被打瞎了一個眼睛。。。。你千萬別來”聽到這些，我當然就不去了，但是請他千百帶信給我們辦事處的同志 (1) 不要出去 （2）銷毀一切在大街上撿來的宣傳品，傳單，不要帶回常州。(2) 不惜一切代價回常州。結果幾個人2000元租了一輛出租車從公主墳到了北京站，到了豐臺站，上來許多軍警檢查宣傳品，我們的員工沒有問題，應該講，我在父親的多年教育下，政治運動的經驗和黨性還是比較強的。 再回過來講我自己，安排好了北京的同事，我就想辦法回常州，臨走是我將收音機留給了其他的同事，告訴他們，晚上聽聽美國之音（沒辦法， 當時沒有網絡，我認為美國之音是最及時的消息，也比較客觀）如果情況緊急，就回家。鐵路局的人直接將我送上了車。臨上車，我買了兩個西瓜（5毛錢一斤）。 火車到了明光站，停了下來，聽說南京長江大橋被南京的大學生睹死了，火車一停就沒有點。有的老板打電話到常州無錫，叫家里派車到明光來接，我當時在廠里還沒有這個地位和派頭，只能等。站臺上的一根黃瓜買到了2元錢一根(平?？赡苤灰?分錢)，我在石家莊買的兩個西瓜發揮了大作用，一個人吃的很香，邊上的旅客向我投出羨慕的目光。 到了下午4點鐘，列車員對我們講，列車可能到晚上8點以后可以通車，應為南京的大學生晚上就撤了。我想這樣等下去也不是個辦法，于是我就靈機一動，爬上了由蚌埠到浦口的慢車，總之到了南京我就有辦法了。到了浦口，過江碼頭也非常的擁堵，售票處一片混亂，我托一個姑娘帶一張票，她買到后錢都沒有要，就跑了。過江后我住在了南京南站邊上的一個小旅館里，第二天一早，到車站買回常州的車票，一問，只有到常州的，連無錫都不通。我心中大喜，買了車票就回常州了，到了常州車站，看到常工院的學生在火車站游行，靜坐，公交車停了，我就從火車站走到了清潭新村的家。 我講述這些經歷，不是來評判那場動亂的是與非，只是告訴人們，我們的國家大，人口多，經不起動亂。無論是國家，政黨和老百姓，都要學會有話好好說，不要偏激，不能采取極端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