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我曾經堅辭不就的“總經理”職務在事隔兩年之后，再一次落到我的頭上。事情很突然，任職通知書下達時我毫無思想準備。這時的我，已經是一名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了。作為一名黨員，在組織交付的任務面前，我還能有什么條件可講的呢？ 接任總經理以后，公司復雜的人事關系、緊缺的資金和急需的工程任務，以及方方面面一些遺留問題一下子堆在了我的面前，真有些應接不暇、顧此失彼之感。好在與兩年前相比，我已經自信多了。兩年副職的經歷，為我當好這“一把手”夯實了基礎；兩年“經濟管理”專業的系統學習，豐富了我的理論知識。在強烈的進取心和責任感的驅使下，我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地投入到工作中。 雖然社會復雜，但是由于多年以來，我一直與人為善、正派自律，團結周圍的人，無論是建筑隊內部或者是社會上的“狠人”，我和他們都能相安無事，所以在當了總經理以后，倒也沒有什么人無端上門找我的麻煩。沒有干擾，我一心一意經營起企業來。針對企業管理方面的問題，我以經濟管理為“龍頭”，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并認真付諸實施；我抓骨干隊伍的建設，建成一支能辦實事的管理人員隊伍；樹起一批能打硬仗的施工隊長；我從善如流，虛心吸收各方面的意見，從中找出能為我用的東西，不斷改進管理工作。平時只要有時間，我就不在公司坐辦公室，總愛輕車簡從跑工地，現場辦公。而到了工地，我也只是到處看看，從來不“越疽代皰”，盡量放手讓施工負責人和分管人員去履行職務，只是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再拍板定案。每到一個工地，我總是主動造訪建設單位，征求意見，聽取批評。我誠實謙虛的態度，溫文爾雅的人品，談吐不俗的言語，贏得了建設單位的好感和信任。記得一次在武漢大學承接工程任務。大年初五，一個大雪天，地面結著冰。我頂風冒雪，驅車前往武漢大學向基建處的同志“拜年”。當車子開上珞珈山山坡時，幾次車輪打滑，汽車幾乎是和江中靠岸的渡輪一樣橫著滑行。當我披著滿身雪花出現在基建辦公室時，在場的基建處同志都十分感動；在與他們座談工程時，教授出身的基建處長由衷地對我說，你真是“言必信”哪，我當即接了一句當然，應該“行必果”嘛。此言一出，基建處長大為高興，彼此之間頓時拉近了不少距離。 身兼黨支部書記，我十分注重抓思想工作，經常與職工交心談心。三八婦女節，我請來骨干人員的家屬開座談會，向家屬們通報公司的情況，肯定他們為公司發展所作的貢獻,要求她們繼續為公司的發展當好“賢內助”；給家屬們發獎品，請她們吃飯，為她們包專場電影……。我還經常召開管理人員和施工隊長會議，組織工地之間的現場觀摩，讓施工隊長互相評比，表彰先進，講評落后。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在管理人員中大力宣揚“管理就是服務”的觀念，鼓勵管理人員大膽工作，各負其責，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放手工作，不必事事請示老總；我根據建筑公司的特點，對管理人員提出“彈性工作時間”的概念，要求管理人員在八小時以外，只要工地有事，都要及時辦理，不得以“已經下班了”為借口拖延不辦；而管理人員在八小時以內，如果確實有事需要請假，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可以適當遲到、早退；我結合學過的經濟管理“PDCA”工作法，自創了“一支筆審批、二條線管理、三份表控制、四階段循環”的一二三四工作法，在公司內部推行，頗有成效……。我從不輕易批評人，但努力做到“不怒而威”。在日常工作中我嚴格要求“令行禁止，言出法隨”，不允許有陽奉陰違的現象。因為工作沒跟上去，我曾經對出納摔過茶杯，對材料員爆過“粗口”……。據說公司的同志們針對我的表情曾經有個“上面大還是下面大”的說法。說是要找我談事的人，先要注意一下，老總的臉形是“上面大還是下面大”。如果是“下面大”，說明老總遇上煩心事了，心情不好，臉“垮”下來了，所以臉形就是“下面大”，大家就要注意，小心“碰火星”挨批；反之，如果是“上面大”，則表明老總心情不錯，臉沒有“垮”下來，大家找他談事可以放松一點。這都是后來調離以后有人告訴我的，嗬嗬嗬，言過其實，當年我可沒覺得我有這么“嚇人”！ 公司經濟狀況好轉后，我適時組織了公司骨干人員和施工隊長分批赴北京旅游，開拓他們的視野，鼓舞他們的干勁，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通過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公司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管理人員各司其事，盡職盡責；施工人員遵章守紀，力爭上游。一個辦事認真、互相協作、和諧寬松的新局面逐漸形成。與此同時，我狠抓工程質量，抓安全生產，抓履行合同，堅持合法經營；為了提高企業的知名度，打開市場，我奔走于各級行業管理部門之間，不遺余力地介紹公司現狀，聽取意見，溝通關系，請求支持。就這樣，內強素質，外樹形象，公司開始走出困境，信譽逐漸提高，市場擴大了，業務量增加了，各項經濟技術指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驕人成績。公司內外人氣飆升，二建人終于可以揚眉吐氣了。 二建公司咸魚翻身了，一時聲譽鵲起，各級領導頜首稱道，甚至有時上級建管部門對工地進行例行檢查時，一聽說這是“某某人的隊伍”承建的項目時，往往會大手一揮：“免檢”！“某某人的隊伍”確實也沒有辜負上級部門的厚愛，那些年在市里各城區承建的工程，從來沒有因為工程質量問題或違章違紀找過他們的麻煩。 作為公司的“一把手”，集人、財、物大權于一身，動輒能調動成千上萬的資金，平日上門相求的人自然不少，其中最多的是“承包頭”為撥款而來。他們有的要求公司拿出資金為其工程墊款，有的是訴說工程如何不賺錢，要求公司少收上交利潤等等。遇到這些情況，我在堅持公司制度的基礎上，耐心解釋，盡量做到來者心情舒暢。我給自己訂的原則是“等距離外交”，即對所有的施工隊都都一視同仁，決不厚此薄彼，特別是不與他們發生權錢交易。所以盡管我不能一一滿足要求，但來者都絕無二話可說。我倒不是有多么偉大的人格，更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錢對我來說，也不是沒有誘惑力。但我深知，一旦收了這些曖昧錢，工作就會被動，就會被人“牽著鼻子走”，說話也就“底氣不足”，就不能理直氣壯地管人了。更何況法律之劍高懸，誰敢以身試之！曾經有一位很得力的施工隊長，送了我一臺當時還比較稀罕的大屏幕彩色電視機，盡管我家里當時還是一臺不大的黑白電視，但是我還是和妻一起，晚上用自行車送還到這位施工隊長家中去了。我大女兒出嫁，兒子結婚，在公司內部收受賀禮無一超過正常范圍。正是在金錢上的這種“涇渭分明”，工作中我才能夠無所顧慮地處理一些棘手的問題，而不必擔心背后被人“指脊梁骨”。后來我調走以后，據說后任者對我任期內的財務進行過仔細的清查審計，最后當然是徒勞無功。就象六祖慧能大師偈語所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