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它持續了四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運動從一開始的“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發展到帶濃厚政治色彩的“清經濟、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即歷史上有名的所謂“四清運動”。運動后期又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致使不少大大小小的各級領導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 當時，從上而下，各級黨組織向自己轄區各地各單位派了很多“工作組”來督導“運動”。本著“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的原則，這些工作組大都是從異地而來。于同，從孝感派來的工作組進駐了建筑隊，全面接管了建筑隊的革命和生產大權。小小建筑隊的隊長、副隊長，雖然是不入流的領導，雖然沒有什么文化，但無一例外地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盡管他們有的連黨員也不是，盡管他們都是些純樸的泥工木工，也沒有脫多少產，但既然沾上了“長”的邊，自然是領導，而領導在當時不論大小，全部都是“走資派”。盡管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的“資本主義道路”，甚至連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什么是“資本主義道路”都分不清楚，但還是無條件地靠邊站，寫起檢討來了。 在工作組的策劃下，建筑隊成立了以貧下中農為骨干的“核心小組”，一位“積極站在運動前列”但大字識不了幾個的老油漆匠成了小組的負責人。我能寫會畫，在這文化層次不高的地方算得上是個“知識分子”；加上父親的階級成份當時填的是“中農”，也算是貧下中農的“朋友”，屬于團結對象。于是，運動初期，我被工作組吸收進建筑隊的“運動核心小組”也就是臨時領導班子，當起了“革命骨干”。在工作組的指揮下，我滿腔熱情地投入到“革命運動”中。發揮我能寫會畫了特點，寫標語、辦墻報，寫總結，甚至還幫那幾位識字不多的“走資派”寫檢查……。不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來了。我又加入“官辦”的“紅衛兵”組織，戴著鮮艷的紅袖章，手捧“紅寶書”，和“革命群眾”一起，到處“破四舊”、“揪黑幫”、開批判會……。那時的我，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多么虔誠、多么忠心、現在看來又是多么幼稚啊。當時已經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剛開始盛行“大串連”。記得有一次我們押著我們街上的一名“漏網”富農沿著鐵路游行時，一列滿載串連“紅衛兵”的火車開過來，車上的“革命小將”們看到路邊行走著一隊配戴紅袖章的“革命隊伍”，都舉起“紅寶書”向下歡呼，而我們則同樣手揮“紅寶書”向車上的“革命戰友”親切致意。車上車下，一片紅彤彤！當時的場面是多么激動人心而又令人熱血澎湃啊，好象有一股豪氣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真以為自己就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真是一個響當當的“革命派”了，正所謂飄飄然不知身在何處矣！ 這樣激動人心鬧革命的日子沒有多久，有“革命群眾”揭發，我的這位中農父親解放前當過國民黨的憲兵（實際上是被抓了幾個月“壯丁”），母親又是個“摘帽右派”，其生父還是國軍軍官。社會關系這樣“復雜”，怎么能當運動的“骨干力量”呢？于是，為了“純潔革命隊伍”，我被無情地清除出“運動核心小組”，繼而又被清除出“紅衛兵”的隊伍，那個代表“革命”的紅袖章也毫不留情地被收走了。就這樣，在“階級斗爭”的風浪中，我一下子又被拋入谷底，命運之神再一次向我亮出了“紅燈”。起初，我百般不服，寫材料、找工作組申訴，向無產階級們表忠心……。然而，一切分辨都無濟于事。那是個“寧左勿右”的“革命”年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嘛！只要與“地、富、反、壞、右”沾得上一點邊的，人們是避之而唯恐不及。沒有人理會我，更沒有人有敢犯重用“黑五類子女”的錯誤。終究是胳膊扭不過大腿，四處碰壁后，我無可奈何地屈服了。 不能當“革命骨干”，好在還能當木匠。于是，我重操舊業。背起工具箱，換上工作服，又去直接為“社會主義大廈”添磚加瓦了。 這次做木匠的時間也不長。不久，偉大領袖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政治再一次肆無忌憚地把人民大眾玩弄于股肱之中。一九五七年的歷史十年后又重復出現，風云突變，本來是“領導”群眾革命運動的大大小小的“工作組”，一夜之間莫明其妙地變成了“鎮壓群眾運動”的黑打手，灰溜溜地卷起鋪蓋走人了。隨即，“運動”開始進入到無政府狀態，各種形式、五花八門、巧立名目的“群眾造反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在大城市，各種人物不甘寂寞，紛紛爭先恐后地登上這風起云涌的政治舞臺。武漢出現了諸如“鋼工總”、“鋼九一三”這樣的一些規模龐大的“造反組織”，“革命”形勢再一次打破了社會的平靜。我們這個小建筑隊也不例外，幾個年輕人找我一商量，于是，針對建筑行業四處做工的特點，我們打出了“紅色工人野戰軍”的旗號，也“造反”了。 紅袖章又戴上了我的手臂。一頂舊軍帽，一身褪色的舊軍裝，身背一個黃書包，手拿一本“紅寶書”，這在當時可是最時尚的裝束啊。我又有些飄飄然了。 但是，這次的“造反行動”沒有持續多長的日子就夭折了，我們的“紅色工人野戰軍”沒有來得及開展什么活動就偃旗息鼓了。這倒不是誰的逼迫，而是“迫不得已”。建筑隊當時還不是國營單位，經費要靠做工才有來源。前一陣子搞“四清”，建筑隊辛苦積累下來的一點老本早就被“革命”啃光了。再不接工程，抓收入，不僅工人的工資無法解決，連鬧“革命”的筆墨紙張都沒有錢買啊。嘴里喊鬧革命，肚子也要鬧“革命”，歸根結底，賺錢才是第一要務。于是，幾個月后，“紅色工人野戰軍”的“戰士”們陸陸續續地被前一陣子打倒了的“走資派”派到各處去做工了，“革命隊伍”就這樣被瓦解了，“革命行動”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