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從計算機廠辭職出來后，檔案放在了市人才交流中心，每年交240元人民幣。但是黨組織關系放在哪里就成了問題，后來市人事局針對我們這種“社會蕩子”設立了流動黨支部，全市當時大概就是20多個人，其中有聯通公司的老總陳總(當時的聯通也很小，沒有黨支部)，農行原副總等，許多國營單位下海的老板，還有一些到民營公司工作的大學生。 在流動支部中，交多少黨費就成了個問題，交多少合適？按理說應該是月收入的0.5%,但是有人提出來，我們流動黨員的收入不穩定，朝不保夕，拿多了就多交，但是沒有錢，黨也不補給我們，于是大家統一就每月交10元錢。 沒到一年，流動黨員的人數就激增，有了上百人，人事局就將流動黨員支部擴展成了黨總支，派了一個一般干部做黨總支書記，當然，對她而言，還升了一級。人事局看了我的檔案，我還是縣團級黨委廠的副廠長，就要我擔任城西流動黨員書記，每次打電話都稱呼我“姚書記”，還真有點不適應，就這樣，我的經歷中還擔任過黨支部書記。 做流動黨員書記最麻煩的是通知流動黨員開會和交黨費，那是流動支部中有許多是大學里入黨的大學生，到了流動支部要轉正，我還要給他們寫考察報告和收思想匯報，并且要開支部會討論通過，這種走過場的工作還比較麻煩。 后來我們公司所在的街道要建立民企黨支部，又將我的關系調到了街道，沒過多久，又要我擔任黨支部書記，可是我的支部中的黨員沒過半年都調工作走了，我成了光桿司令，于是我提出來與其他支部合并了。 這兩年，又提出了黨支部進辦公樓，要我加入太陽城商務中心的黨支部，并要我擔任書記。我婉言謝絕了，我明白那不是好干的活。 改革開放和市場化，對我們黨的黨員干部管理是一種挑戰，原來的那一套已經嚴重不適應了，不知何時黨的制度也會改革，我到英國工黨的總部去參觀過，墻上有一些預告，晚上有些黨員和政治家會來演講，黨員可以自由地來聽，不喜歡的就離開。至于黨費，他們在門口放了一個箱子，上面寫著“英國工黨需要你的幫助”，你去了就放點錢下去，沒人管你交多少，像廟里一樣。我覺得對基層黨員可能也這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