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后，1977年春，我調任文教局長，管教育，管文化。作為下放干部，跟當地人事牽連少，有個平臺，一心想做點事；十年動亂，文化教育是重災區，什么都搞了個底朝天，滿目亂象，由此想做要做的事，比比皆是。任職兩年多，可以說使出了渾身解數。 撤銷文教助理，恢復中心校制 文革中，管教育文化，不管發展，不管提高質量，不管業務，只管階級斗爭，大批判，整人。對此，作為過來人，我深有體驗。 取消中心校體制，改設文教助理，是為了便于公社抓階級斗爭的需要。文教助理，是抽調的教師，編制仍在學校，工作在公社。雖然當時三中全會還沒有開，還沒有宣布結束“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和“階級斗爭為綱”，但撤銷文教助理，恢復中心校，我們的理由是：前者是個人管理行為，后者是組織行為。這是一項撥亂返正，很得人心，進行順利。老師中對文教助理的看法，本來就不怎么樣，認為他們不務正業，不少人卷入派性紛爭，因而撤銷這項文革產物，受到普遍好評。 辦“高復班”，提高高考錄取率 那時候，高考錄取，是青年學生最最好的出路。文革中，宣揚“讀書無用論”，很多學生是讀《毛主席語錄》上來的，文化基礎知識極差。他們開始參加高考，成績不理想，可想而知。但一部份學生，學習積極性很高。如何幫助他們？我邀請資深的老師座談、商量、請教。有老師出主意說： 辦“高復班”，是短期最有效的辦法。何謂高復班？就是把高考中離錄取分數線不多的學生，組織起來，針對各人考試每門功課失分的環節，在老師指導下進行復習，幫助他們一門門搶分，來年再考。不過，辦“高復班”，要冒政策風險，因為上級怕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秩序，不讓辦。 我贊同他的意見。我說： “我們要懷著對貧下中農（其實是口號）、對學生的深情厚意，來做好這件事。只要安排得當，不至于影響正常教學秩序；近百萬人口的大縣，這么多學校，這么多老師，騰出點人手來做這件事，應該沒有問題。政策上的事，由我承擔?！?為此，我上鎮江專署教育局長家里，向這位資深老局長匯報，反復申述理由，從晚上八點講到十點多，終于感動了他。他說： “你說的，我領會了。只當你沒有說，你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辦高復班，對外稱：集體復習，老師指導。學校、老師、家長、學生對此都有積極性。 果然，從第二年高考起，我縣錄取率連續兩年名列地區第一。（兩年后我回無錫了。） 恢復重點學校 文革后，恢復重點學校，也是撥亂返正。相對集中有限的優質師資和生源，重點教育培養，快出人才，是當時的一項戰略措施，而不是造反派胡說的“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我理解，支持。在農村，重點是加強中心小學的建設；在縣城，結聚師資力量，建設《江蘇省立丹陽縣第一中學》。其時，該校黨支部書記是位老資格的教育領導，他開出從全縣各校抽調教師的名單，我看后，原則上同意，意見是：一、要分批調，便于調出學校安排；二、縣中的老師一個不動。對此，他問為什么？是不是唱對臺戲？ “也可這樣說，但也不全如此。一個縣辦兩所重點高中，不但可能，也可參照借鑒?！蔽艺f。 他說：“我想不通。我要向縣委反映”。 考慮到分管縣委副書記對教育沒有概念，說不準準了他的狀，于是我先入為主，搶先去匯報，說明把縣中列為縣重點中學的理由。這位分管書記聽后，表示贊同我的做法。并說：一中的同志有意見，是本位主義。結果，這位支部書記非但沒有告倒我，反而受到批評。 多年后，這位支部書記調任省教育廳副廳長。他在北京中央教育行政學院學習期間，我作為老朋友，前去看望他，說起當年事，他仍耿耿于懷。 最好的領導是管得最少的領導 文化攤子有：劇團，電影院，電影放映隊，圖書館，文化館，文化站，新華書店，創作室等，各個行當專業性都很強。我管文化，一是當后勤，幫助解決困難，無論工作上的還是個人的；二是交朋友，在宣傳部工作時，我就熟悉文化界很多朋友；三是學習文化知識。 錫劇團在松江演出，我去看望他們。演出結束，參加演職人員清場掃地。走訪當地文化部門，聽意見，表示謝意。 逢年過節，到電影院、圖書館、文化館、書店等看望慰問工作人員。和創作人員討論劇本。一是參與，二在學習，不老三老四，擺架子。 “在農村，穿皮鞋的領導穿草鞋的；在城市，穿草鞋的領導穿皮鞋的?！边@是一位老同志的話，我記得很牢，也很警惕。 下公社抓情況 每逢夏收夏種，秋收秋種，部門負責人要分工聯系公社，抓情況，上下溝通。我聯系四個公社。那時，說假話，是家常便飯?！皷|吳大將說假話，是因為孫權喜歡聽假話”。抓情況，若認真，上上下下不討巧。我的原則是，說假話，要不冒尖，帶得過去，就“張只眼、閉只眼”。有人說：假話是逼出來的。不無道理。 兩年的文教局長，等于上了兩年社會大學，受益匪淺，沒齒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