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副標題為《寫在清名橋中學高二（5）班畢業四十周年之際》，分上下兩篇連續發表。作者倪小芳，1976年2月應征入伍，成為解放軍女戰士。1977年被選送上軍校，學習護理專業；1979年畢業后，到濟南軍區總醫院從事護理工作。1986年由部隊轉業回到無錫，在市第二人民醫院工作，努力學習專業知識技能、參與科研。2005年服從組織安排，到無錫市中心血站任職，結合新的工作需求，堅持不懈地學習、科研，2012年晉升研究員級高級政工師。題頭圖為照片雪染清名橋，引自網絡，版權屬原作者?！? “清名橋”是家的象征 我，不僅是清名橋中學高一（5）班的插班生，而且還是一名高二（5）班“早退生”，因為1976年2月我高中還沒有畢業就應征入伍，提前半年就離開了學校。 雖然，我在清名橋中學才讀了一年半的高中（文革中高中學制為兩年），但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是我16歲的花季，那是我高中文化學習的關鍵期。 另外，從小到大，我的生活始終都與清名橋戚戚相關，清名橋嚴巷我的家，清名橋小學我啟蒙教育的起始，清名橋初中畢業我又就讀母校的高中部…… 總而言之，“清名橋”與我的家、我的啟蒙、我的成長緊緊地鏈接在了一起，無法割舍。 記得那時候，我在外面往家寫信的地址就是“南門外清名橋嚴巷”，打從我記事起，“清名橋”對我來說，就是家的象征，隨著慢慢長大，年長，這種感覺越來越深，越來越真…… 2014年12月28日，高中同學小聚，班長發出了編輯高二（5）班畢業40周年紀念冊的倡議，段老師講話為大家出點子、鼓勁。我也和其他同學一樣，領到了一道書寫人生回憶的“作業題”。 說來也巧，這天，母親一早就來電話，說今天是我的農歷生日，后來媽媽又問我生日怎么過的。我告訴她，我過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生日。因為我收到了兩份特殊的禮物，那就是領到了一份作業；還有就是收到了張勝寶同學給我寫的評語，雖然字里行間有點夸張，但是我蠻喜歡，蠻開心的。 不容置疑，團隊布置的作業必須完成。但是，作業怎么做，的確有點兒為難，也有點兒糾結，因為一時半會兒好像找不到感覺，不知道寫點什么好，我思前想后……唉，繞著“清名橋”和段老師講話提到的“活到老，學到老”，想啊想，想啊想，慢慢的，似乎也就釋懷了。 雖然自己平凡又渺小，普通又平常，但是，誰說普通人的生活中就沒有精彩的人生呢？記得曾經有人這樣說過，“只要我們心中有太陽，那就一定會看到陽光；只要我們心中有真情，那就一定會找到真愛”。我想，不需要糾結自己事業是否成功，也沒有必要擔心自己“作業”做得好與不好，只要能夠與大家一起分享成長的經歷和感悟，一起擁有這份快樂就足矣。 走出清名橋小學 在我虛齡8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去清名橋小學報名上小學，卻被告訴，“年齡太小不夠格”，于是報名讀了個“半年級”。因為出生月份靠后的緣故，所以我9歲才正式上學。 記得，大約是1969年，當時我11歲，在清名橋小學讀三年級。臨近暑假的一天，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讓我唱歌。隨后，我和幾個同學便被選入了“南長區紅小兵革命文藝宣傳隊”，之后被稱之為 “小京班”，后來又稱為“小紅花”。 過一陣子，好像同來的幾個同學都回去了，而我被留了下來。就這樣，懵懵懂懂的我，成了第一批進入“南長區小紅花”的學生。 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極其匱乏。人們的業余文化生活就是聽廣播和看電影，電影院里放來放去的只有《渡江偵察記》、《小兵張嘎》和《永不消失的電波》等革命歷史題材的電影。所以，當“革命樣板戲”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出現時，立刻引起了熱烈反響。那時候，“樣板戲”完全壟斷了中國的文藝空間，大街小巷“提籃小賣”，男女老少“謝謝媽”，舉國上下“聽奶奶講革命”……樣板戲成了文革的文化圖騰。后來我才明白，這種在當時專制文化語境中產生的現象，在中國乃至世界藝術史上都難以找到先例。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革命文藝宣傳隊、小京班、小紅花等等，遍地都是了。 由此，開始了我斑駁陸離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經歷了別樣的學生時代。 鸚鵡學舌，學唱京劇《紅燈記》 當時我們無錫市的幾個行政區，都成立了革命文藝宣傳隊，主要由所轄區內的在校學生組成，分別排演一臺革命樣板戲。記憶當中，崇安區是《沙家浜》、北塘區是《智取威虎山》、郊區是《白毛女》、我們南長區是《紅燈記》。因為排演的都是京劇，所以宣傳隊又都稱為“小京班”。 剛剛成立的南長區小京班，條件非常差勁。曾先后設立在當時的南長街小學和區政府禮堂臨街的輔助用房內，沒有規范的教室，沒有專門的排練場所，老師、學生全部人員大概二十多人。當時的學生分兩個班級上文化課，其間，我們還曾經插班借讀于南長街小學，課余時間，就是學唱、學講《紅燈記》中的唱段和臺詞。 我們小京班《紅燈記》的排練，是老師先教我們所有學生一道學唱劇中的唱腔和背臺詞，定好角色后，再分別專門學唱。戲中主要有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鐵梅三個主角，每個角色有3～4名同學一道學唱段、背臺詞（就是所謂的ABC角色吧）。起初我也跟著一起學唱過李鐵梅，一段時間下來，老師根據嗓音條件、演技表情、形象氣質決定了角色分配，最終我被確定為扮演賣粥大嬸和游擊隊員兩個“群眾角色”。 就這樣，經過幾個月的艱苦排練，《紅燈記》全劇終于“大功告成”，在當時的南長區政府禮堂舉行了家長專場匯報演出。 記得那天晚上演出結束后，家長們都非常興奮，臺上、臺下，圍著自家的小孩看個不夠……平日里撒嬌任性的孩子，今天居然會穿著戲服，化了濃濃的彩妝，登臺演唱樣板戲了，一招一式，唱、念、作、打，有款有形，仿佛換了個人，家長們的欣喜之情難以言表。 之后,我們就經常到工廠、農村、部隊演出，并且參加市里一些重要的外事接待活動等等。 那時我們的作息時間就是，上午上文化課，下午1～2節文化課或者不上課，之后就是排練，晚上有任務就參加演出。 特別年代 別樣的童年 當時的南長區區政府禮堂，是我們活動的主要場所。記得禮堂的臺上放了一臺彈跳腳踏板，還鋪了好幾張練功的墊子，于是，那里便成為了最受同學們歡迎的中心。不管是男同學還是女同學，都會在空余時間上去跳幾下，在墊子上滾翻幾下。就這樣，幾乎每個同學都因此學會了側手翻和前滾翻，當然我也是那時候學會的。 在那個特別的年代，能夠擁有小紅花學生的身份，足以成為同齡人中的佼佼者。由此，在我們幼小的心靈里也有了一種莫名的優越感。 雖然《紅燈記》中的主要角色只有三個，但是，那時候我們幾乎人人都學會了紅燈記中所有的唱腔和臺詞。因此，無論到哪里，人們一聽是小紅花的，就會說“來來來，唱一個！”我們也決不含糊，絲毫沒有膽怯之意，說唱就唱。所以，在那時候，可以這么比喻我們這些小孩子：是大人們眼中的“才子”，小朋友心中的偶像。有時候，不管我們走到哪里，都會有人指著我們說“小京班的，小京班的”，每當此時，我們心里好快樂，美滋滋的，自豪得很。 我還依稀記得，每次演出結束，一般都要到晚上10點了。我們幾個家住在清名橋附近的同學，多半是結伴而行，途中常常會一起到南長街上的“矮腳樓”面館，每人花費7分錢吃二兩陽春面再回家。那里的店家很客氣，只要我們這群小孩子一到，他們便會一邊說“伊性佬小不簡單，會唱樣板戲的，老老黯了，快點置架”，一邊收錢收糧票、一邊吆喝伙計端上熱騰騰的陽春面。 這時候，服務員和店堂里的其他顧客也會湊過來，問這問那。經常是一群大人圍著一桌子吃面條的花臉小孩（通常我們臉上的彩妝回家后才能卸干凈），十分熱鬧，成為了“矮腳樓”一幅妙趣橫生的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