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頭圖： 格拉祖諾夫（左上圖）； 格拉祖諾夫（列賓畫）（右上圖）； 格拉祖諾夫與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左下圖）； 格拉祖諾夫的墓地。 今年上半年世界古典樂壇和愛樂者的紀念活動似乎都集中在北歐的兩位作曲家身上，一位是芬蘭偉大的作曲家讓?西貝柳斯（Jean Sibelius, 1865-1957），一位是與西貝柳斯同齡的丹麥大作曲家卡爾?尼爾森（Carl Nielsen, 1865-1931）（盡管他在音樂史上的地位遠不如西貝柳斯，但是他的第三交響曲“開闊”和第四交響曲“不滅”給我帶來的印象卻是極深刻的）。全球各地的音樂廳、劇場都在舉辦各種相關的音樂會或歌劇演出，視聽媒體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來播放他們的作品，英國廣播公司三臺（即BBC Radio 3），近幾個月幾乎周周有他們作品的節目播放，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也用了不少版面刊載了各種有關的介紹、評述和研究報告，可以說，紀念他們兩位誕生150周年的活動正在熱熱鬧鬧地展開著。 但是，別忘了，今年還有一位也是誕生150周年的作曲家，那就是俄羅斯大作曲家亞歷山大?格拉祖諾夫（Alexander Glazunov，1865-1936）。 和許多愛樂者一樣，在二十多年前，我對俄羅斯（包括前蘇聯）古典音樂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一直局限在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強力集團（巴拉基列夫、鮑羅丁、穆索爾斯基、居依、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拉赫瑪尼諾夫以及后來的肖斯塔科維奇、普羅科菲耶夫等作曲家。而對格拉祖諾夫，除了他的《A小調小提琴協奏曲》，芭蕾舞劇《雷蒙達》等外，其它作品知之甚少，對他的情況也幾乎不了解。其原因是，和與他差不多同時代的奧地利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的境遇類似，格拉祖諾夫和他的作品曾一度被認為是既不夠前衛也不夠古典，因而是不值得研究和探討的。特別是他的八部交響曲（第九交響曲未完成）和馬勒的九部交響曲（第十交響曲未完成）一樣曾被看作是無關緊要的交響樂作品，長期被忽視以致湮沒。他的作品在西方樂壇很少被演出，被錄音，被制成唱片。但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在對馬勒和他的交響曲進行重新評價和重新歷史定位后，世界樂壇終于也開始了對格拉祖諾夫和他所留下的包括交響曲在內的大量作品的價值，進行了重新認識和重新評估。也正是在近二十多年西方樂壇悄悄興起的一股“格拉祖諾夫熱”的大背景下，我才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主要是網絡電臺）將他的大部分作品收入我的 “資料庫”中，讓我對這位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兩個時代俄羅斯作曲家之間起著承前啟后作用的，被稱為“俄羅斯的勃拉姆斯”的大作曲家，逐漸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現在先介紹一下格拉祖諾夫。 1865年8月10日，格拉祖諾夫誕生在圣彼得堡的一個出版商世家，九歲學習鋼琴，10歲開始嘗試作曲。14歲時，受到“強力集團”的掌門人作曲家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 1837-1910）的賞識。在其推薦下，15歲開始，也就是在中學讀書期間，他每周一次隨里姆斯基-科薩科夫（Nikolai Rimsky-Korsakov, 1844-1908）學習音樂理論，同時利用課余和寒暑假學習作曲技法，不到兩年他就學完了音樂學院作曲系的主要課程。16歲時，他創作了題獻給他的恩師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E大調第一交響曲（斯拉夫）》，首演就讓在場的聽眾驚嘆不已。里姆斯基-科薩科夫贊嘆道：“他在音樂上簡直不是天天在進步，而是每時每刻在進步?！绷硪晃粡娏瘓F的作曲家居依（César Cui, 1835-1918）則撰文稱贊這位年輕的作曲家“才華橫溢”。這首交響曲也受到了為繼承“強力集團”振興俄羅斯民族音樂事業而由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和里亞多夫（Anatole Liadov, 1855~1914）為中心的青年音樂家組織 “貝拉耶夫小組”（Belyayev Circle）的贊助者、熱心于支持俄羅斯音樂事業的木材商人貝拉耶夫（Mitrofan Belyayev, 1836-1903）的贊賞，格拉祖諾夫也很快成為這個小組的重要成員。 1883年，格拉祖諾夫中學畢業后考入圣彼得堡大學文學系。仍然積極從事音樂創作，同時在貝拉耶夫的帶領下赴德國、法國、西班牙等地訪問。1884年，19歲的格拉祖諾夫由貝拉耶夫陪同，在德國魏瑪會見了偉大的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正是在李斯特的推薦下，這位初出茅廬的作曲家創作的《E大調第一交響曲（斯拉夫）》在魏瑪音樂節上演出，從而讓他正式在歐洲樂壇亮相。1889年，24歲的格拉祖諾夫在巴黎世博會舉行的俄羅斯音樂會上，指揮演出了他1886年創作的題贈給李斯特的《升F小調第二交響曲》和1885年創作的題贈給 “偉大的俄羅斯天才—鮑羅丁”的交響詩《斯捷潘?拉辛》。這些活動，讓歐洲樂壇看到了這位俄羅斯青年一代作曲家身上閃耀出的光芒，也確立了所謂“新俄羅斯樂派”在歐洲樂壇的地位。1890年，格拉祖諾夫完成了風格頗受柴可夫斯基和鮑羅丁影響的《D大調第三交響曲》，標志了他的交響樂創作開始走向成熟。晚年的柴可夫斯基對格拉祖諾夫的才華也極為關注。1890年，他在給格拉祖諾夫的信中說：“我是你的才華的熱烈崇拜者，我極為珍視并認真看待你的追求，你對藝術的忠誠。我愿促成你的才藝充分發展，我愿能夠對你有所助益?！睘榇?，老柴不斷地給予他指導和幫助。而他的音樂創作，也越來越多地融合了柴科夫斯基的抒情性和鮑羅丁的史詩性，形成其特有的樂觀明朗、抒情敘事的風格，這一風格在他1893年完成的題贈給安東?魯賓斯坦（Anton Rubinstein, 1829~1894）的《降E大調第四交響樂》中已非常明顯，表明他的交響樂創作業已成熟。此后，他的創作步入旺盛時期。1895年完成了他最受歡迎的既有抒情樂觀的情緒、又有充滿俄羅斯民間節日喜慶色彩波瀾壯闊場面的題贈給作曲家謝爾蓋?塔涅耶夫（Sergei Taneyev, 1856~1915）的《降B大調第五交響曲》。翌年，他又完成了題贈給鋼琴家及指揮家布盧門費爾德（Felix Blumenfeld, 1863~1931）的《C小調第六交響曲》。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曾對這部交響曲做了很高的評價，稱之為“令人贊嘆”的，說他豐富的想象力和驚人的寫作技巧“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遠遠超過了他早期創作的《森林》、《?！?、《克里姆林宮》和《春天》等交響樂作品了?！?1902年完成了被稱之為“俄羅斯田園交響曲”的《F大調第七交響曲》，同年又開始構思他的《降E大調第八交響曲》，這部交響曲直到1906年才完成。這部具有史詩般宏偉悲壯、心理刻畫深邃凝練的交響曲標志著他作為一位交響樂大師的創作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與音樂史上的那些交響樂大師一樣，格拉祖諾夫的所謂“絕對聽覺”和“內心聽覺”已經進入了令人望塵莫及的自由王國。據說，他對于交響樂隊中每一件樂器都能了若指掌，運用自如。他能在鋼琴上視譜彈奏最復雜的管弦樂總譜，就像一個樂隊在演奏。1910年他起草了《第九交響曲》的第一樂章的鋼琴稿，但一直到他1936年逝世，始終沒有再繼續寫下去。1947年，蘇聯指揮家尤金（Gavriil Yudin, 1905-1991）將這個鋼琴稿做了配器并演出后，人們才知道他還有這么一部“未完成的交響曲”。至于作曲家為什么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沒有完成這部作品，至今還是個謎。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幾年里，格拉祖諾夫不僅創作了他最重要的一批交響曲和標題交響樂作品外，還創作了可被列為世界小提琴協奏曲寶庫中經典曲目的《A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兩首鋼琴協奏曲，《蕾夢達》、《俄羅斯之戀》、《四季》等膾炙人口的芭蕾舞音樂以及由他配器的《肖邦組曲》（這首組曲在1907年被芭蕾舞編舞家福金（Mikhail Fokin, 1880-1942）改編后作為著名芭蕾舞《仙女們》的配樂），此外，他還創作了大合唱《紀念普希金》和大量的室內樂和鋼琴作品。 格拉祖諾夫一生中的另一值得稱道的亮點，就是他在近30年從事音樂教學方面所做出的卓著成績。他是俄羅斯（及前蘇聯）專業音樂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899年，他受聘彼得堡音樂學院（1917年后改名為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教授，1906年出任院長，直至1930年。這30年正是俄羅斯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大變革的時期，他所遇到的種種困擾是不難想象的。他全力保護猶太學生和猶太音樂家，使之免遭當局的迫害。他用自己的年薪接濟貧困學生。每當學年結束時，他毫無例外地親自聆聽數百名學生的考試，并逐一提意見寫評語?？梢哉f，從學院畢業的數千名學生，無一不受惠于他的教誨。前蘇聯偉大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就是這些學生中的一位。1922年，當局為表彰他創作生涯40周年，授予他共和國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并給予他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但他卻表示，希望不要把他“特殊化”，他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當局能“及時解決音樂學院冬季的取暖用的劈柴問題”。不過也正是繁重的院務工作和社會活動耗費了他近半生的精力。從他完成《第八交響曲》之后到逝世的30年中，他的音樂創作活動處于停停斷斷的狀態，這不能不令人惋惜（當然，也有史料說他中年以后嗜酒如命，影響了他的音樂創作。） 格拉祖諾夫一生中第三個亮點就是他在捍衛以“強力集團”為代表的俄羅斯民族樂派的文化遺產所做出的歷史性貢獻。1888年至1890年，他和里姆斯基-科薩科夫一起共同整理續成了鮑羅?。ˋlexander Borodin, 1833-1887）的歌劇《伊戈爾王》，他根據記憶譜寫這部歌劇的序曲。他還整理完成了鮑羅丁未完成的《A小調第三交響曲》的兩個樂章。無論是整理或續成前人的作品，他都能比較好地把握原作的風格，使前輩的這些作品盡可能以原貌呈現給聽眾，這些無私的奉獻精神為后人樹立了崇高的榜樣。 1928年，格拉祖諾夫因出面為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對穆索爾斯基的歌劇《鮑里斯?戈都諾夫》的所做的配器版本進行辯護，遭到當時蘇聯音樂界的“學閥”阿薩菲耶夫（Boris Asafyev, 1884-1949）的抨擊，這嚴重地傷害了他的感情，因此他在赴維也納參加舒伯特逝世100周年紀念活動之后，就以“健康原因”為由前往巴黎就醫，而實際上就是被迫離開了祖國俄羅斯。不過鑒于他在世界樂壇的巨大聲望，當局還是“放了他一馬”沒有予以“追究”。此后他在歐美到處旅行，最后定居并終老于巴黎。1972年，他的靈柩被運回祖國，重新安葬在圣彼得堡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中的藝術家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