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四日那天，北京夠亂、夠緊張的。廣播里整天連續播出戒嚴令，關照市民無事不要上街。大學校門口的高音啦叭里，不時透出《美國之音》的聲音。辦事處電話鈴聲不斷，無錫不少同志和國內外的朋友來問北京怎么啦，怎么啦……我們堅守崗位，聽從指揮，關照工作人員只說我們照常上班。 市化工局有個團組6月5日出訪德國，團長是副局長，他本想入住靠近民航大樓的民族飯店。我勸他道，長安街上太亂，上街不安全，還是將就一點，住在我們這里好。 省駐京辦信息處長是無錫老鄉，要好的朋友。平時他每天下班后，騎自行車回家，常彎進我們這里，看看老鄉，吃頓晚飯，下盤棋。那天吃了晚飯，我堅持不跟他下棋，硬生生地勸他早點回家。他住在全國總工會宿舍，回家得路過長安街。 過后，那位副局長和江蘇省駐京辦那位處長老鄉，提起這樁事，都說幸好聽了我的話。那位副局長說，他若住在民族飯店，晚上一定會站在陽臺上看熱鬧，難免不出問題。國家計委一位女同志，家住長安街上，“坐在家中，誤中槍彈，不幸逝世” ——悼辭就這么寫的。 聽說有位留學生從國外回來，騎車到北師大看望恩師，不料這位老師家已搬至木樨地。他趕到那里，也誤中槍弾，不幸逝世。 “六?五”一早，我們開車送化工局的同志去首都機場。街頭的路障和損壞的車輛還未清除，滿目狼藉。我們的車輛不斷受到學生們的設卡攔截。幸好我們預先帶有”江蘇無錫”的標記，遇到阻攔時我坐在駕駛室里，打開車窗，出示標牌，“我們是無錫的，去機場送客，跟北京沒有關系”。對方看了聽了，倒并不給麻煩，一路通行。 當天首都機場候機大廳里，擠滿候機的中外男女老小賓客，給人都在逃跑的感覺。不免頓生唏噓，“真的，國家亂不起啊” ！ 一次中外朋友聚會，一位外國使館友人問起，“你們對北京風波結果這樣處理有沒有想到”？ 在一旁的我脫口而出: “又想到，又沒有想到。想到的是風波必須盡快平息，因為它已經波及到全國各地，社會生產、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到了再也無法承受的程度了。至于用怎樣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是國家領導人考慮的事，一般人怎么想得到？” 聽了，外國朋友笑笑，他說，他接觸到的各駐華使館的朋友，幾乎人人都說沒有想到。 從他的神態和語氣里，我明顯感覺到他以為我的話園滑。 其實并不如他所想，我是實話實說。 平息風波，已至刻不容緩。四月份我去浙江東陽木雕廠替一位即將回國的外國友人代購“紅樓夢屏風”， 經南京、上海、杭州，這些城市交通梗阻，人心渙散，生產和生活秩序受到嚴重影響，有點像文革初期的亂象苖頭，而且亂勢還在繼續發展。 平息風波的辦法，按我的經歷和經驗，設想無非有三。 一是釆取上次處理天安門事件的辦法，即由最具權威的領導人出來講話，定性反革命暴亂，加以鎮壓。當年給出定性的是文革中的最高統帥，老人家一句話具有雷霆萬鈞之力，誰敢不依。而到1989年，中國再也沒有這樣至高無上的權威了。因此這辦法未必有效。 二是協商解決。請學生派代表談判，你們說反腐敗、反官倒，這沒有錯，這與黨和國家的治理是一致的，沒有哪個說腐敗、官倒不要反；你們提出這個要求，說明年輕人思想敏銳，是對黨和國家的關心和愛護，應當贊賞。至于腐敗、官倒怎么反，不妨通過商量，確定幾條，通過人大作出決議，見諸行動；在此后的貫徹執行中，仍希望得到你們及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支持和幫助。 我相信，黨和國家領導人襟懷坦白，赤誠相見，將心換心，大多數人會同意和支持的。 民主協商的辦法，弄得好，還可以收到舉一反三之功效。 可惜，讓雙方一些不適當的對立的做法失掉了時間，形勢不允許這樣拖下去了。 風波平息過后，布置機關干部學習焦裕祿. 學習周總理等書籍。有人說怪話: “一般干部學焦裕祿，總理學總理?！狈g這句話的意思是，你我都要對照找差距。設想如果換了周恩來總理來處理這件事，他一定會愛生如子，苦口婆心地勸說學生，而不是跟他們對立；同時以他高超的協商能力，早就可能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了，不至于釀成最后的結局。 三是現在的辦法——沒有辦法的辦法，也可以說，是逼出來的。 馬后炮的上述設想，或稱臆想，已無任何實際意義。除非在有朝一日總結這段歷史插曲的經驗教訓時，作為一家之說，或許稍微有點參考價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