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槐依然枝繁葉茂》，是韓磊撰寫的俞平伯先生故居拍攝散記，發表在今年5月25日《文匯讀書周報》上。其中一則故事，特別耐人尋味。 被周恩來總理說成”書呆子”的俞平伯，1975年夏，隨社科院文研所組織在農場勞動之余，到京南團河行宮參觀。年已七十五歲的俞平伯興致不高，一直落在后面。后來走到一通石碑前，有人介紹說，這是乾隆皇帝的“罪己碑”， 是根據乾隆帝因修建團河行宮耗費過大而下的“罪己詔”而刻制的碑。俞平伯聞聽精神一振，擠過人群，走到碑前，仔仔細細將碑文看過一遍，回過頭說: “連封建皇帝都知道做個自我批評！”在場人聽了無不肅然。說，怕只有俞平伯這樣才識淵博的長者，才能機智，委婉而又入木三分地說出這話吧。 人說，這樣的書呆子真是太可愛. 太可敬了。 年輕時，我常犯點錯誤，犯了錯誤，領導點撥我說，“世上兩種人永遠不會犯錯誤，一種人是還沒有生出來，一種人是死了的；正常人都會犯錯誤?？蓪Υe誤，兩種態度，兩種為人，一種是及時改正，接受教訓，以免重蹈復輒；一種是文過飾非，強詞奪理，知錯不改，撞倒南墻不回頭"。 每當聽到領導這樣的批評，我總心悅誠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對待錯誤的兩種態度，后來成了我上團課、黨課、政治課常講到的內容。 不知從何時起，避而不講了，因為一講就涉嫌針對現實問題，涉嫌影射領袖人物，怕引火燒身，特別怕犯政治性錯誤。那時候，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會永世不得翻身，殃及全家老少。 文革中下放，我在中共丹陽縣委宣傳部工作那幾年，每周安排一位同志到縣廣播站上一檔政治課節目，講稿要拿到部里審查通過。我給同志們定下的原則是，除了連接虛詞之外，毎句話都要有出處，經得起“雞蛋里挑骨頭”。 看到有的作者，他寫的文章寄給報刋發表，向編輯附上聲明:“發表與否在你，但一個字也不要動?！逼鋵嵾@未必是作者的高傲自負，多數人怕的是“一字不慎，引火燒身” 。 “連封建皇帝都知道做個自我批評！”——俞平伯先生這句感慨，在那個時候. 那個場合說來，的確入木三分。 不知從何時起，從上到下，誰人真心做自我批評！ 我有過多年的秘書生涯，幫領導同志寫檢討，做自我批評，是秘書稱職與否，能否獲得信任的基本功。 寫檢討的功夫，我的經驗是在園滑。 文革中，我為縣委書記寫檢討，檢討學習“最高指示”不力 ，是這樣寫的: “最高指示一發表，我組織縣委一班人學習不過夜。我強調心領神會，堅決貫徹執行，用以指導工作和自己的思想。但比起工農兵的“早請示、 晚匯報”來，差距明顯，在思想感情上還沒有達到他們那樣的高度和深度，說明世界觀改造還要努力下功夫……” 明明在自我表榜和吹噓，那里是在檢討！ 書記看了，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檢討后，干群反映“夠深刻的了”。 文革后，一次到省里看望這位書記，說起當年事，他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是逼出來的。 的確，在那種不正常的政治背景下，怎么可能會有擔當精神？怎么可能勇于承認錯誤？怎會有人反省自己？決不可能，因為這是引火燒身，庸人自擾。至今情況雖有較大好轉，但恢復到當年我所見的，真難。 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是重要一環。積極好理解，至于健康不健康，翻了文件，還是沒有弄清楚。 領導班子擦背、洗澡，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時，中央常委分別下去抓點，參加指導，十分重視。 各省市“蒔秧照上趟” ，仿照中央做法，在領導班子擦背、洗澡階段，上級領導同志也分頭下去坐鎮。 那陣子，像煞抓得緊，動真格了。 可過了一陣，向知情人打聽經過教育實踐活動，情況怎樣？得到的回答是“不怎么樣”。 作風一旦形成，真的改也難。 講到作風問題，人們常常懷念革命戰爭年代。 作風的起落是怎樣形成的？這倒是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研究它的困難是需要獨立精神和膽識。俞平伯先生上面講的那句話，現在看來實很普通，這句話所以顯得有膽識和份量，同當時的社會生態環境密不可分。不是有投鼠忌器這句話嗎？ “罪己碑”，看似乾隆爺有那份自覺，其實是靠不住的。不要說封建皇帝了，就是監督機制尚不健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的頭頭腦腦，也難有那份自覺，任性而為，無法無天，并不少見。故此中央提出，要從嚴治黨，制度治黨，以法治黨，這是有大量歷史經驗教訓為基礎的，證明我們黨已經快步走向成熟。 由此我們更加深切理解和體會到，堅持和維護黨的領導，是實施“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取得全勝的根本保證。我們每個中國人，每個共產黨員，應該有這份共識和自覺。 在 2015-06-04 06:39:34，"姚邦豪" 寫道： - 顯示引用文字 - 來自 網易手機號碼郵箱 -- 有手機就有網易手機號碼郵箱，立即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