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燕生 我是1927年離開故鄉北京轉入創辦不久的天津南開女中的，當時我15歲，轉入初三。初出茅廬，一切都那么新鮮而陌生。事隔七十余年，有些事雖記憶猶新，也只能記述零星片段。 一、我對南開女中的記憶 1、校園 創辦于1923年的南開中學，當時是一所新型的寄宿制完全中學。男、女生被嚴格地分隔開來，“南開中學”都是男生，女中部似乎是附屬性質，稱為“南開女中”。創辦之初，女中僅有大樓和操場各一。大樓為三層：底層是禮堂、食堂、會客室、醫務室及教師辦公室。二樓全部是教室，高、初中各三個年級，每班約40人，專用一個教室。三樓是學生宿舍，有200多名十幾歲的女孩子住讀。 2、課程 主要有國文、英文、公民、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和體育等課程。 教學方法和內容是“半教會”性質的。就是說，我校并不實施宗教教育，沒有傳教士，學生不讀《圣經》；但和教會學校一樣，除國文、史地外，數理化課本全部是英文原版的，南開最著名的校友周恩來曾回憶道：“幾何是英文課本，直線叫“斯垂體來因” (Straight line)?！? 3、教師 各科教師皆專職，我在校四年，沒發現有哪科調換過教師。學生稱男教師為“先生”，女教師結過婚的稱為“太太”，未婚的稱為Miss。例如初中英文夏老師被稱為Miss Shia，高中英文蔡老師被稱作“張九太太”，因她是張伯苓校長之弟張彭春教授的夫人；化學教師姓梅，是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教授的夫人，被稱為“黃太太”，這位深受學生敬愛的老師是我的嬸嬸。 每位教師都各有特色。英文課采用美國式直觀教學法，教師在課堂上不講漢語，完全用英語解釋單詞和課文；張九太太往往用形象化的表情來輔助語言，例如講到“giggle” 一詞時，她面露笑容，發出輕輕的咯咯聲，使我們對這個詞印象特別深刻。黃太太是廣東美國歸僑，性格出色，熱情奔放直爽，上課時是端莊的良師，下課后是親密的朋友。數學男老師不用圓規，只用一根繩子一支粉筆，就在黑板上劃出一個完美的圓形，令我們驚嘆。 4、校長 南開女中的校長就是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令我們終身難忘的，是張伯苓校長不定期的訓話。他的訓詞不長，深入淺出，哪個年級的學生都聽得懂。有些要點是他一再提醒我們的，我印象最深的是： （1)教育救國 張校長說：中國龐大而貧弱，好像一只沉睡的雄獅，又好像一盤散沙。只有對國民從小進行愛國教育，才能使國家振興起來。 （2)團結力大 校長訓話時，拿出一把筷子，說：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一把筷子百折不撓。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學生，對這種形象化的教誨頗感興趣，對團結力量大的道理終身不忘。 5、校歌 南開校歌的內容和文字比較深奧，我們似懂非懂，但一唱到“巍巍我南開精神”都異常振奮，因身為南開人而自豪。后來，連我的女兒不知怎的都會唱。 6、生活 （1)宿舍 南開女中采用美國式的寄宿制，除了極少數“汽車階級”的小姐外，絕大多數學生都住校。八人一間，四張床一排，當中放兩張長桌。清潔工作由大家輪流值日，室長要隨時向學監匯報情況和傳達指示。 全部宿舍由學監潘老師管理，她是唯一不教課的老師。在我們心目中，她主要做兩件工作，一件是嚴格管理學生出入校門，我們只有星期六和極少數節假日才能回家，首先要領得學監所發的出門證；此外，只有在突患急癥或家有要事時，才得在持有家長證明的條件下請假離校。 潘老師的另一件工作是每晚查房。九時半熄燈后，她必定上三樓挨間查房，從房門上橢圓形的玻璃洞里察看學生是否按時睡好，有沒有說話或吃零食的。若不慎被她查出，難免要受訓或記名。這些都是學生不喜歡的事，因而大家給她起了個外號“潘老婆兒”。在她巡查以后，學生們才敢竊竊私語幾句。 讓我一想起來就作嘔的是：宿舍里臭蟲奇多，每至初夏必定出現，聚集地就是我們的枕下。每逢被咬得睡不著覺，伸手往枕下一摸，總能捉到五六只。奇怪的是，這件事竟沒有人告訴潘老婆兒。 我們唯一的活動場所是樓后一個面積不大的操場。盡管有這些令人煩惱的清規戒律，我仍感到比悶在自己那個男尊女卑的封建大家庭里要好得多。 （2)伙食 學生按時在食堂集體吃飯，每桌8人，4菜1湯，主食多半是粥和饅頭。我因從小生活優裕，動作緩慢，往往同桌的同學已吃完，而我還沒飽，菜卻早已告罄。沒奈何，只得饅頭沾醬油。 7、到男中去 男中部和女中部的校舍系緊鄰，男中校舍寬大，設備齊全。女生有些活動必須到男中去進行，但都是集體活動，男女生之間沒有個人交往。我們到男中去參加的活動有： （1)做理化實驗 女中無實驗室，高中做理化生實驗，由老師率領到男中去。有一次做生物實驗時，那位華僑男老師對我說：“You are brilliant.”因為我第一次生物考試得了100分，我聽了暗自得意，這也成了我后來“驕者必敗”的原因之一。 （2)參觀成績展覽會 記得老師帶我們去參觀過兩次，我讀到王辛迪的一篇作文，欽佩不已。若干年后我結識他時，他早已成名，即詩人辛笛，我不免感嘆自己居然“慧眼識英雄”。 （3)看話劇 南中的話劇在名教授張彭春的指導下，一向馳名于京津。我們看過張平群先生主演的《國民公敵》，陸善忱先生主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最出色的是曹禺主演的《娜拉》，他當時的學名是萬家寶，在劇中扮演女主角，惟妙惟肖，轟動全校全城。曹禺早年就刻苦鉆研戲劇，日后成為《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等名著的創作者，決非偶然。 （4)參加同鄉會 當時南中普遍成立同鄉會，我按祖籍參加湖北同鄉會，其活動是男女同學一起參加的。萬家寶也是湖北人，曾在會上表演拉胡琴，當時我還沒看過他演的話劇，只感到這位同鄉多才多藝。觀劇后，更以湖北出此奇才而自豪。 （5)看球賽 張校長常說，必須要有強健的體質，才能丟掉“東亞病夫”的帽子，因而我校的體育運動蓬勃開展。男中有寬闊的操場，可開展各種球類活動，包括新興的足球。遇到大型比賽時，我們可以到男中去看球賽，當時籃球有唐保昆等“五虎將”，馳名華北；足球是新鮮玩藝，也是我們愛看的。 有一件使我十分高興的事，就是我曾經當選過女中校隊。我校的體育健將楊德君和我同班，她認為我身材細長，當運動員很有前途，就動員我練習三級跳遠，準備參加田徑賽，并將我選入籃、排球校隊。我班被選入校隊的共四人——楊德君、李韞子、張桃和我，可惜不久就畢業各奔一方了。不過后來我在南開大學仍打排球并擔任頭排Center (當時女子排球為九人)，就是在女中打下的基礎。 二、我的學習生活 在南開女中四年的集體生活，是我一生中的第一個轉折點。 我出生于一個書香大家庭，自幼苦讀詩、書、孔、孟、《女兒經》是我的天經地義。在北京師大附小讀書時，基礎還是不錯的；后來進入北京師大女附中讀初中，當時女生只能從事一些小型體育活動。我升始愛上了打球，有一陣忽然迷上了那時流行的“司令球”，每天課后奔馳于操場上。為了打球，我幾次想剪掉那兩條盤在耳旁的長辮子，但這是當時女中學生的法定裝束，家里又是家法森嚴，不敢背叛。為了打球，我時常遲至傍晚才披頭散發、衣履不整地回家；為了打球，我的學習成績下降了，這當然要受到訓斥和責罰。在男尊女卑思想主導下，父親對我更加嚴厲和冷淡了。我心情壓抑，生活了無情趣。 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初中二結束時，我的三叔黃鈺生及嬸母梅美德來京度假，看到我那種郁郁寡歡的神情，決定帶我到天津去讀書，當時他倆都在南開教學。從此籠中鳥得救了，一個嶄新的天地突然展現在我眼前。 轉入南開女中后，我這初三插班生感到頗為吃力，最可怕的是上英文課。老師全部用英語講課，而我只認識26個字母，對老師所講的內容和課堂用語一無所知。老師為了幫助我，把我安排在一個英語成績很出色的同學身旁。每當老師提問我時，全靠同桌的張宗嫻悄悄告訴我：“拼單詞!”“讀課文!”或做出“唸”、“翻譯”等暗示。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我想，挨到考試時可就再也混不下去了。特別是我的三嬸不久前升任女中部主任，我若英文考“大鴨蛋”甚至留級，豈不丟盡她的面子！唯一的辦法是下定決心趕上去，努力學好英文！ 從此我發憤圖強，上課專心聽講，模仿老師的發音；每天黎明，比別人早起半小時到一小時，以最輕悄的動作溜出宿舍，找個僻靜地方高聲朗讀課文和背生詞。曉風輕拂的春早秋晨，躲到操場一角的柳蔭深處去盡情讀誦；天寒地凍，就鉆進小浴室關起門攻讀。這樣苦干了半年多，英語成績開始有了起色，居然被我消滅了“紅燈”。精神負擔減輕后，其他學科的成績也相應提高了。到了高一，各科成績均有進步，被列入優良范圍。下學期有一天，我忽然在校方公布的優秀生榜上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這連我的同桌同學都不相信。 這段經驗使我開始認識到“有志者事竟成”的真理。 好景不長，驕者必敗。自從我當上“優良生”以后，不覺暗自得意起來，上課思想不集中，尤其是對自己不感興趣的數理化。更糟糕的是：到了高二下，我忽然被一些流派的小說引入迷途，如《濟公傳》、《包公案》、《江湖奇俠傳》等，十分欽佩包公不畏邪惡權勢的正氣和明察秋毫、為民伸冤除害的才智、魄力。我身材較高，坐在最后一排墻角，更為我偷看小說提供了可乘之機，我就一本本地看下去。每逢上數理課，我就一面埋頭看閑書，一面幻想著當一個劫富濟貧的女俠客。這必然導致學習成績的下降，高中畢業時，名列前茅的榮譽得而復失了。我雖得獲準直升南開大學，卻失去了獲得南大獎學金的大好機會。 這時，父親已去世。家境日趨沒落，而弟妹尚在初中和小學。母親見我沒有爭取到獎學金，主張我投考銀行當練習生，以緩和緊迫的家庭經濟；而三叔嬸堅持送我進大學，我母親最終也同意了。 中學畢業考試的失敗教訓，把我從女俠客的夢幻中驚醒。我再一次下定決心，在新的學習沙場上重整旗鼓，爭取優秀成績。 1931年高中畢業后，我直升南開大學，高校生活又是一番光景。此后回顧四年的南開女中生活，多少動人的故事永遠銘刻心頭！ (作者黃燕生寫于2001年，時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