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著名的阿姆斯特丹紅燈區夜景。 她們也應有社會尊嚴 “從阿姆斯特丹看荷蘭” 一節里提到了那舉世聞名的“紅燈區”，這也許是可以體現荷蘭社會寬容的又一個重要切入點。寬容和放縱是兩碼事，這種寬容其實也體現出了某種政治智慧，能夠走出對待性問題的虛偽外衣和傳統偏見。這種寬容曾經使得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在伽利略受審的年代可以出現在荷蘭；這種寬容也使得性服務這樣一種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一樣悠久的古老職業也得到了比較合乎情理的對待和更為有效的管理。 荷蘭興旺的性服務行業同其自古以來發達的海運業有很大的關系，所以還得從海運這個話題說起。作為以“海上馬車夫”起家的世界大國，在荷蘭各個大海港自然就會有大量的海員水手進進出出。海員水手是最難得到“性?！钡娜后w，這種出于男性荷爾蒙所催化出來的自然需求，應該說是無可非議的，也未必就像有些正人君子們所指責的那么骯臟；更何況那些家里有著三妻六妾的道貌岸然的達官貴人們不也常常在不斷地光顧這種場所嗎！說到這里，不禁會聯想起托翁小說《復活》里那位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起訴瑪斯洛娃而半夜里卻處處尋花問柳的監察官，這才該叫作男人的骯臟。用當代經濟學的時髦語言，可以說是發達的荷蘭海運業為阿姆斯特丹的性服務行業提供了客觀的“剛性需求”。 不僅如此，宗教在對待性問題上面近乎荒唐的虛偽，也為紅燈區的“合理”存在提供了間接的理論依據。 按當代性問題專家的觀點看，性自慰行為（中國傳統稱“手淫”）是自然和無害的，也是古往今來無數男男女女們，甚至于像牛津、劍橋神學院里那樣最受到清規戒律約束的學子們常有的自娛行為。如果以現代專家們的解釋，那么，古代水手們在專橫的自然法則讓他們“忍無可忍”之余是完全可以用自慰的方式——同虛偽無緣的尼采就公開承認是這樣——“自我紓解”的?？上Ч糯乃謧儧]有來得及聽到如此振奮人心的福音，因為至高無上的教會是譴責性自慰的，甚至認為那是“比通奸更為嚴重的罪行”。多么荒唐嚇人的大帽子！在那虔誠的中世紀，肯定會有很多的水手們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那些越雷池者們也肯定會背著宗教的負罪感。所以說，紅燈區應該是他們避免“比通奸更為嚴重的罪行”的最好選擇。這就是為什么我要說，正是宗教間接地為紅燈區提供了有存在必要的理論依據。 恕我離題幾句。莎士比亞也反對“自我紓解”的；他甚至于把他的看法寫進了他的十四行詩。我曾提起過那本大學時代從福州路外文舊書店里淘到的一本莎士比亞全集，它一輩子跟在我的枕頭邊。坦白說，那十四行詩開頭有幾首我一直沒有讀懂過。比如那第四首開門見山的兩句： Unthrifty loveliness, why dost thou spend　　 不懂得節儉的心上人呵，你怎么可以 Upon thyself thy beauty's legacy?　　　　 對你自己浪費你美的遺產？ 真是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直至到了歐洲，我從魯汶大學圖書館居然借到了全套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朗誦唱片，并借到了一本詳細分析的書，這才讓我恍然大悟！原來那位被詩人所鍾愛的男性美人——大概是當時的南桑普頓伯爵——也犯有天主教會所說的“比通奸更為嚴重的罪行”。原來如此！這樣，我也許可以把這兩句詩翻譯得略為透明些，至少可以讓人看懂。 Unthrifty loveliness, why dost thou spend　 不懂得珍惜的心肝寶貝呵，你怎么可以 Upon thy self thy beauty's legacy?　　　　 在自己身上浪費把您的美傳宗接代的精華？ 莎士比亞顯然希望他那男性美人的朋友不要拒絕生育，而應該將他的美貌傳給下一代；而且認為性自慰（手淫）是對寶貴遺產的不正當的濫用，是消耗自己的寶貴財富。 離題了，還是言歸正傳。對于紅燈區這個話題，我曾和荷蘭同事和朋友們有過深入的討論；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都和我一樣，是作為旁觀者以認真客觀的態度去看待這客觀存在的社會宿瘤的。他們都一致地認同政府的做法：既然這種千年的社會老現象你無法禁止它——所謂的禁止都是自欺欺人的，不過是把它逼入地下狀態和秘密狀態而無法管理——那么還不如讓它公開化和合法化；這樣，政府才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和監管；特別是有效地對梅毒之類性病特別是艾滋病加以控制。在荷蘭紅燈區的性服務女子，也包括少數性服務男子，都必須持有合法的營業執照，必須服從規定進行定期的性病和艾滋病檢查，以保證紅燈區不會成為傳播和蔓延這些可怕疾病的溫床。這種健康上的安全保證，也反過來成了荷蘭紅燈區最大的招牌。但這些措施能否有效地執行，或者說能夠執行到什么程度，就難說了。政府要收稅，但這種交易卻很難有據可查，不是說要保護隱私么？ 具有人道意義的一面是，這種合法的管理也給予這個性服務群體應有的社會尊嚴；她們也是正常的“人”！ 從對待紅燈區的處理辦法，可以看出荷蘭社會獨特的價值觀，也可以由此去進一步理解荷蘭政府對待安樂死、毒品、同性戀婚姻等等敏感問題上很前衛的和富有爭議的寬容政策；這并不是不負責任的放任。他們很少用那種外交辭令式的辯護去回應種種的責難，而是耐心地闡述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對這些敏感問題的理解，讓人們不至于把安樂死簡單地理解為隨便讓醫生去剝奪垂危病人的生命，更不是說在荷蘭到處都能隨便合法地買賣毒品。 安樂死在荷蘭的合法化——盡管受到某些人道組織的譴責，卻受到了更多有識之士的肯定。世界上許多地方、特別是美國的一些被痼疾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病人，都設法到荷蘭申請安樂死，這難道不是一種肯定嗎？對一個病人而言，如果“生”對于其本人而言已經成為一種永無休止的折磨，卻仍然要以人道的借口剝奪其安樂死的權利，那會是多么的虛偽！巴金先生在撒手人寰前被病痛折磨了那么長的時間，他是多么向往能夠安樂死啊! 爭議非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無知和不了解，可怕的是偏見和拒不了解。當然，理解荷蘭政府的做法，并不等于主張其他地方也應該這么做。在荷蘭能夠行得通，不等于在亞洲也行得通。 總想避免多提我們老祖宗的不是，但既然談了荷蘭的紅燈區，也就不得不說說老祖宗們在性問題上的虛偽了。 首先，中國古代的飽學之士們總習慣于把從男人們自己身上洗下來的臟水臭水一股腦兒地潑在被他們糟蹋過的女人身上，并為他們取了個侮辱性的名稱：妓女。潑臟水的也包括女性們自己，特別是那些有地位的女性。但那些愛嫖妓、召妓的達官貴人們卻可以和歧途無關；豈但是無關，還可以寫進書，還可以入詩入詞。其實，人們習慣于從言辭上糟蹋妓女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因為真的恨妓女，而是出于為自己洗刷開脫，避開嫌疑。當然那些能把妓女寫進書，寫入詩和詞的文人們對她們是同情的。所以，在中國古代有關性文化的歷史里，可以看到兩條平行不悖的長流：一條在罵，一條在唱；而唱的聲音遠比罵的更有聲有色。我從小就跟著父親聽熟了京劇《玉堂春》里那段婦孺皆知的西皮流水；小說傳奇多得無以復加；真實的才子佳人的歷史逸聞更舉不勝舉：唐代的白居易到了七十多歲還常常召妓，李白、杜牧、溫庭筠都是?？?；那位八歲時就曾經對她的父親吟出“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的唐代成都名妓薛濤，就曾經傾倒過無數詩人，其中還包括了白居易、元稹、杜牧和劉禹錫等大詩人。薛濤用的信封信箋被稱之為“薛濤箋”，到今天還是成都的文房名產。到了宋代，去歌樓妓院更成了文人雅士們的時尚，就連名聲極好的蘇東坡和陸游也都沒有回避它；至于柳永、周邦彥、姜夔、吳文英等著名詞人則幾乎是長期泡在春夢里。明末清初有氣節的名妓如李香君、柳如是、卞玉京等則長期受到人們的懷念。清末民初時期也一樣，才子名人光顧佳人的風氣毫不遜于明末清初，就連孫“博士”這樣的大人物也毫不回避，蔡鍔將軍的風流韻事更被搬上了舞臺銀幕?？v觀下來，說我們中國人對待這些女子不寬容似乎也說不通。 在中國，歷來在對待同樣一樁事情上面，會因為名聲地位的不同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對高官名流和歌樓名妓總可以網開一面，可以有“免罪符”；而對待社會底層像柏子和碼頭邊女子的“那種事情”（沈從文小說《柏子》），一旦被抓住，那就是千夫所指，萬人共唾了。更奇怪的是，古往今來，中國民間對于捉奸之類行為其興趣之濃幾乎是匪夷所思。我一生中就聽到見到過許多這種鬧劇，從祖父年代的東亭鎮到民國時代的“江南模范名城”，從陪都時期的重慶到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從四清時期的農村到“文革”時期的五七干校，那種捉客和看客的瘋狂熱情，可以讓人倒吸一口冷氣。當時我一直在假設，如果魯迅先生的阿Q在場，他一定也是捉客和看客里的佼佼者；盡管他自己在被“專橫的自然法則”弄得“忍無可忍”時也會跪在吳媽前面要求“我和你困覺”。 阿姆斯特丹紅燈區內那一扇扇櫥窗里亭亭玉立的“艷女”們自然同美德無緣，但也未必就是骯臟和罪惡。有一點可以肯定，大凡在這里的“艷女”們，全都是為了生活，為了糊口，不可能是為了升官發財、飛黃騰達而來；所以從道理上說，她們比那些為了升官發財，為了大紫大紅而不惜“性交易”的“名流”人物要強得多干凈得多了。出賣自己的肉體算不得最骯臟；最骯臟的是出賣自己的靈魂。 從荷蘭政府對待紅燈區的處理上，我體會出這樣一點：千萬要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惡！只要不是真正的惡，不管自己如何不能接受，至少應該保留一點寬容。當然，荷蘭社會的寬容是一把雙刃刀。不可否認的是，阿姆斯特丹仍然是歐洲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