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災難的歲月里，我丈夫周壽民于１９４０年從上海中國銀行調往重慶，１９４３年就任中國銀行萬縣（今萬州 )支行經理。１９４５年 抗戰勝利，丈夫又奉調山東濟南中國銀行支行經理。他照例獨自先行赴任，我處理完萬縣的家產雜務，帶著一雙兒女，踏上自川返滬的艱險旅程。 船上險境 當時根本無法買到去上海的船票，壽民臨行前托一位和輪船公司有關系的研究所所長寫了張便條，說是憑它可以上船。我抱著剛滿周歲的兒子，帶著七八歲的女兒，擠過混亂不堪的人群，居然上了船。甲板上橫七豎八躺滿了“國軍”士兵，動不動拿皮帶抽人。船到巴縣，上來幾名“憲兵”查票，看著那張便條問我：“某某是你甚么人？”我慌忙答道：“舅舅”。又問：“他是哪里人？”我茫然，但仿佛記得所長不是四川人，急中生智地說：“浙江人?！睉棻才磺?，沒有再問，走開了。好險哦！ 船上一位大副見狀，對我說：“先到我的艙房去吧，他們說不定什么時候還要來的。萬一你答不對，就會被趕下船?！蔽页粤艘惑@，遙望巴縣碼頭高長陡峭的石階，不禁眩暈顫抖；看看身邊的一雙兒女，如果中途被趕下去，真是不堪設想！連忙牽著孩子向大副艙房走去，暗自慶幸遇到好人，躲過了最后一劫。 兩三天后，我們終于劫后余生，安抵闊別五載的上海，隨后轉赴山東濟南。 濟南時光 1946年，在經歷了艱苦動亂的抗戰生活之后，我家進入了平穩安適的和平生活階段。對我丈夫而言，“中國銀行濟南支行經理” （相當于現分行行長）這個頭銜意味著一切都重新開始。位于經二路緯二路交叉處的中國銀行（見樓房側面照片）系早年德國高工設計，雄偉堅固，至今風采猶存。1987年我大女兒出差濟南，重訪四十年前的舊居，拍回的照片令我感慨不已（見樓房正面照片）。 當時中行院內只有一棟樓，樓左側是工友居住和待工的平房。工友包括經常身穿長衫、手握雞毛撣的“茶房”（勤雜工）吳寶良，一身短打的黃包車夫艾秀，汽車車夫因我很少坐他的車而不知其姓名，再有就是矮矮的老花匠（1987年我大女兒向中行員工打聽這幾位工友，無人知曉）。車庫和玻璃花房在樓后，女兒沒事就跑去，纏著花匠問哪個花叫什么名兒。 主樓底層是銀行營業大廳，我家住在二樓靠馬路這面，后面是王副理一家居住。三樓是塵封已久的儲藏室，外墻遮滿爬山虎的蔓葉，據說有怪物，誰都不敢上去。有一次我午夜夢回，猛然瞥見紗窗上伏著一個巨大的黑影，狀似鱷魚，嚇得我魂飛魄散。以后細想，可能是大蜥蜴。 在那相對平和的時期，我家的生活凸現了一些新亮點，例如： 公私分明。中行有嚴格規定:家屬不許干擾銀行業務，在辦公時間不得出現在營業柜臺前后。我按規定執行，從不過問壽民的工作，大女兒說至今想不起樓下營業大廳里面是什么樣。對經理、副理，除照章可居住銀行宿舍及供應三餐外，別無其它特殊待遇。我外出購物、女兒上學，從不乘公家汽車。有兩位中層主管的孩子與我女兒同在中行創辦的儲才小學讀書（肋木架照片上快樂的女生），兩位太太找我商量用銀行小轎車一起接送，我沒同意，說一來公家的車不好私用，二來不要讓孩子從小追求享受（那時小車還很稀罕）。但是學校遠是事實，我決定叫女兒坐黃包車，另外付給車夫艾秀工資。 央、中、交、農四行眷屬不時聚會，輪流坐莊，費用自付。先生們坐打橋牌，太太們下廚掌勺。聚餐并無山珍海味，以黃河鯉魚及活蝦為上品；經過我們推薦，大家都喜歡上了鎮江肴肉。 廉潔奉公。丈夫常以“先名后利”四字自勉并勵人，含義是：對銀行而言，信譽高于盈利；對個人而言，聲譽重于功利。壽民對大女兒說過：“別看我們每天銀錢過手如流水，其實一滴水也剩不下，一分錢軋不平都不能下班?！彼吭抡照骂I取經理薪金，此外無任何巧立名目的收入，從不以權謀私。我從未聽見壽民向任何人開口要錢索物，也從未見過什么人對他行賄。有時會有人拿著包袱上門，那可不是來送禮的，而是書畫商來兜售真假莫辨的古玩字畫，常用贗品掏空他的錢包。 那個時期的人們，懷著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勝利的喜悅，個個奮發圖強，使中行的業務蒸蒸日上，全行風氣良好，秩序井然。由于壽民做人行事皆以清廉奉公為上，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在他任職的三年中，全行沒有發生過任何挪用公款或假公濟私事件。解放后在歷次運動中，也沒查出壽民有任何貪污受賄問題。 力戒奢侈。壽民每月領到薪水，第一件事是給上海的老母匯款，第二是資助弟弟上大學和留美，然后把余錢交給我。小女兒出生，我把母親從北平接到濟南幫帶孩子，我們成了六口之家。去掉家用、應酬、醫療等必需開支外，就所余無多了。我每月存一點錢，存上幾個月，他買一幅書畫，如此而已。 我們的家具普通且簡單：大臥室里大床、衣柜、五斗櫥各一，就滿了，梳妝臺只好放在兒子的小臥室里，那是陽臺改造成的。書房兼會客室旁有個半圓形房間，大女兒住，有床、書桌椅和小書架。我母親來后，臨時借用過道另側的一間空房，她和小女兒住了幾個月。飯廳里只有一套雜木八仙桌凳、一個碗柜。最讓我滿意的是，衛生間有浴缸。 家中沒有奢侈品，最貴重的當屬那套《四庫全書》了，一個個裝著線裝書的褐色木盒整齊摞放好像一面墻，那是壽民幾乎花光儲蓄購買的。他出差上海時為我帶回的禮物，不是華麗的衣物，而是一本厚重的暢銷書《Gone with the Wind》(《飄》)。 參與公益。當時我并不信教，但結識濟南基督教青年會的干事牛鳳英后，常參加他們舉辦的公益活動、慈善事業，例如義務教國語，為此我特意自學了王云五的四角號碼拼音符號；又如舉行慈善募捐義演，那時沒有體育場之類大型場所，而是在室內小規?；顒?；不是請明星演出，而是我們自己表演一些節目。我生平第一次上臺唱歌，記得唱的是《漁光曲》；把大女兒也攆上臺，彈了一首鋼琴練習曲。好像兩人都演得不怎么樣，但大家都很興奮。節目演完，我們就趕到門口，給每位捐款者一支康乃馨花。 游覽名勝。在重慶和萬縣期間，戰爭硝煙籠罩，整天忙逃警報，無心也無暇游覽美麗風光。在濟南的三年，社會和平安定，中行業績優良，大家心情寬松，閑暇時結伴游覽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徜徉于青山碧水之間，好不愜意！由此，泉城濟南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美好印象。 重返上海 1948年9月16日，濟南解放戰役打響。起先，附近“綏靖司令部”傳來的口令聲常把我們從夢中驚醒；繼而，遠處響起槍炮聲，日益密集。其他三大銀行的高層紛紛撤離，我丈夫卻不肯走，說：“我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金融系時，教授舉例說船長任何情況下決不能棄船逃跑。作為濟南中行最高負責人，我的職責是：不論政權更迭，必須保護金庫。如果解放軍打進濟南，就把金庫完整無損地交給共產黨?！? 壽民想方設法給我和幾位主管弄到幾張去上海的火車硬座票，托他們關照我和三個孩子。他帶人送我們上車，在混亂嘈雜中說不清是怎么擠進水泄不通的車廂的。 中途忽然查票。我們票少人多，可緊張了。同行者靈機一動，讓瘦小的王冰（五個孩子的照片上最矮的那個女孩）側身躺在座位里側，用大衣從頭到腳遮得嚴嚴實實，不許出聲不許動；我橫抱著不滿一歲的小女兒，叫兒子和大女兒緊挨著我，坐在“大衣”前面擋住，不許慌張，不許看或摸“大衣”?；槿藛T來到跟前，我說兩個小孩頂一個大人票，同行者則站起身和他們東扯西拉，遮擋視線、轉移注意。竟然蒙混過關！這次濟南—上海的車上歷險和前次四川—上海的船上歷險有得一比。 總算安全到了上海。婆婆一家人在高興之余，又開始牽掛獨自留守濟南的壽民。那時盛傳“共產黨紅眉毛綠眼睛，見人就殺”，可怕得很。等啊盼啊，壽民終于消瘦疲憊地出現在家人面前。他說：粟裕的部隊攻破了王耀武（國民黨名將、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山東省政府主席）號稱固若金湯的防線，王化妝成伙夫潛逃被俘。又說：解放軍對老百姓很好，說話和氣，對他也挺客氣。壽民把銀行金庫鑰匙和其他重要物件移交給軍管會，還受到“保護金庫有功”的表彰。軍代表希望壽民留下來繼續工作，但他說一家老小都在上海，要求回滬。軍管會給開了一張通行證，壽民從濟南坐火車到煙臺，換乘輪船回來的。 1949年上海解放后，壽民懷著對共產黨解放軍的好感，到上海銀行系統的軍管會報到，被分配到外灘的中國銀行上班。那時，即使做噩夢也不會想到，這段經歷竟讓他日后蒙受不白之冤，乃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注：本文為黃燕生老人91歲時親筆撰寫。老人享年98歲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