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英國中部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福小鎮上的莎士比亞故居。 （說在前面：楊君的這篇音樂札記，剛好是談及了俄羅斯最最偉大的音樂家和英國最最偉大的文學家?？吹讲窨煞蛩够z容的照片，感慨萬千！禁不住也想說說莎士比亞的真偽和柴可夫斯基的死因。我相信，無論英國還是俄國，官方永遠也不會正式表態。以下的文字，信不信由你。本文摘自《歐洲人文漫步》里首訪英倫篇《西敏晚禱》的附錄。） 莎士比亞：真實與非真實的對峙——斯特拉福補記　 在離開斯特拉福前往諾丁漢的旅途中，我回想起了大學最后一年的一件往事。 1964年春，全世界的文化界正準備著隆重紀念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當時的神州大地則到處貼滿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和“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大標語；而我所在的復旦物理系五年級畢業班，則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揭發和批斗“反動學生”的運動。在當時的中國，像“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這樣的文化大事件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那年頭，針對蘇聯的、也有十足“日丹諾夫”氣概的“九評”風暴剛剛過去，中蘇關系已經到了破裂的邊緣。 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圖書館里，那本英文版的《蘇聯文學》（Soviet Literature）雜志居然還是按月準時地上了架。我想，從《蘇聯文學》上也許可以了解到一點有關“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紀念活動一鱗半爪的花絮。果然，有一期紀念的專輯。時間很緊，不可能細看，卻并沒有遺漏其中一篇重要論文：那是分析莎士比亞真實身份和介紹莎士比亞研究中的“培根學派”的綜述文章。原來，對莎士比亞真實身份的懷疑，從莎氏本身那個年代起就已經開始，到十九世紀中葉則開始了比較系統的研究。 莎士比亞的詩劇和詩歌的藝術價值之高，知識含量之深厚豐富，為曠世罕見。人們首先要懷疑的就是，一個沒有受過像樣教育的斯特拉福農家之子，一個從十三歲到二十三歲的十年里一直浪跡天涯的水手，后來又整年累月忙于演戲的伶人，怎么可能會創造出如此博學多識的文學奇跡？分析各種疑點后的結論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很可能并不是出于那位斯特拉福的伶人之手，而是另有其人——極其可能是一位貴族——借用了莎士比亞的名字發表的。因為在那個年代，貴族和上層人物是不便參與像戲劇這樣有失顏面的活動的；這同中國古代的情況非常相似。然而，文學藝術的創作欲卻又是那么不可抗拒，創作的沖動會讓這些上層人物情不自禁地把那涌出的靈感遣于筆端，甚至寧可借友人的名義發表，結果就造就了莎士比亞這么一個幸運兒。 從我讀到那篇文章算起，已經過去了近三十多年，對莎士比亞真實身份的研究也愈趨詳實，愈趨成熟，也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其中最有權威、也最為詳實的一本專著是美國著名學者、鉆研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山繆爾?匈鮑姆（Samuel Sch?nbaum）于1970年出版的《莎士比亞生平》（Shakespeare's Lives）?，F在對于這些稀世的文字并非出自伶人莎士比亞之手這一點，大體上已有了共識；但真正的作者為誰，則證據不足。研究者們甚至于列出了近六十個和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有可能的真正作者，甚至于還包括了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本人；而其中一致認為最有可能的人選則有四，分別為：哲學家、科學家、大法官和掌璽大臣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651-1626），第十七世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Edward de Vere, 1550-1604），第六世德拜伯爵威廉?斯丹利（William Stanley, 1561-1642）和詩人克里斯多弗?馬羅維（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其中“獲票率”最高者則為培根。于是乎就出現了“莎學培根學派”（Baconian）這么一個提法。 　 本人趨于相信“莎學培根學派”，因為莎士比亞著作里的文筆很像培根。如果你有興趣，不妨細讀《哈姆雷特》里奧菲麗亞的父親、大臣普隆紐斯的許多警世箴言，再比較培根的隨筆，其風格、文筆和語氣均十分相似。莎士比亞語言的簡潔也和培根酷似；“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簡潔是智慧的靈魂）這句話，就像是培根說的。 關于莎士比亞著作真實性的結論，自然不會得到多數“莎士比亞研究權威”們的認同！英國官方則一直保持了沉默?？磥?，不管那里，都有“為尊者諱”的傳統。中國不例外，英國也不例外，俄國和蘇聯自然更不例外。 根據英國公布的研究結果，柴可夫斯基這位讓俄羅斯引以為榮的偉大作曲家，在個人隱私上也有一點在當今現在看來并不算問題、但在當時卻是大問題、甚至于是大罪過的毛?。合喙薄型詰?。（情況和同年代英國的文豪王爾德很相似，后者還為此遭牢獄之災。） 當時圣彼得堡上層的文化圈里常常愛組織各種各樣的沙龍，其中有一個很異端的沙龍則是由一些退休的法官、檢察官等人士組成的模擬“道德法庭”，這個“法庭”喜歡對某些他們認為“有罪”的名流人物進行開玩笑、惡作劇式的秘密審判，以排遣時間。當他們打聽到老柴的隱私后，便把這樣的惡作劇玩到了這位大音樂家的頭上。他們按照正規程序，有檢察官起訴，律師辯護等；但這個玩笑開過了頭，最后法官居然宣判柴氏為“死刑”。這對當時已經患有嚴重憂郁癥的柴可夫斯基而言，實在刺激太大。其實這些無聊的老頭兒們未必想置人于死地，但想不到的是，向來認真的柴可夫斯基卻當真了起來，居然就服毒自殺了。這是1893年十一月六日。 這群“老小孩們”闖下的大禍引起了沙皇的震怒，但又不得不把真相掩蓋起來。當局封鎖了所有消息，并由官方正式宣布“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亂”。這個“霍亂說”從此就成了“蓋棺定論”的標準說法；而“自殺”的真相則成了俄國的——當然也是后來蘇聯的最高機密之一。 長期以來，俄國人研究莎士比亞的真偽，遠比英國人還起勁；同樣，英國人對柴可夫斯基的研究也遠比俄國人賣力。 七十年代初，我曾經讀到瑞士著名作家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 （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1990）的中篇小說《拋錨》，其情節幾乎和柴氏的死亡經歷有“異曲同工”之妙，不知是否故意有隱射的含義，為三年后英國人的發飆先營造氣氛。1973年，在紀念柴氏逝世八十周年前后，英國的媒體公布了其死亡真相。 現在，連俄國人都已經漸漸默認了柴氏的真實死因，但莎士比亞的懸案卻遠遠還沒有走出“隧道”的盡頭?？纯茨强蓱z的斯特拉福小鎮，好像就完全是為了莎士比亞而存在著，要是把案子翻過來，無異于判處這小鎮的“死刑”。不過，這還算是小事；農人們還照樣會趕著豬、牛和羊來這里趕集買賣。真正的麻煩是在全世界的圖書館、大學、研究所、劇院，……，而最大的尷尬恰恰是在大英帝國的“尊榮”上面和那么多“莎士比亞專家”們的權威上面。長期以來，莎士比亞其實已經成為大不列顛帝國思想和文化的象征。難怪丘吉爾會有這樣一句名言：“我寧愿失去一個印度，也不肯失去一個莎士比亞……?！比羰菬o緣無故，丘吉爾會無的放矢嗎？ 看來，官方最省心的辦法還是繼續裝聾作啞，絕不翻案。說不清楚的歷史“懸案”多著呢，犯不著去自尋煩惱；還是讓伶人莎士比亞的肖像繼續竊笑下去吧[1]。 注[1]：我在斯特拉福莎士比亞故居里看到的那幅肖像，總覺得那個戲子是在竊笑。